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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打完针、开了药回来，母亲就赶到单位去上班了。走前，她把我托付给禾寡妇，请她关照我。 我躺在床上，看到窗外的光线荒芜而阴沉，奔跑了一夜的大风此刻疲倦地缓缓喘息着，把门外那棵枣树的秃枝的影子晃在窗户纸上。我的烧慢慢退下来，浑身感到轻爽了许多。上午在医院里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已精疲力尽。这会儿躺到自己的床上，望着窗外一大片低沉的冬云，一会儿反射出太阳的桔黄｜色，一会儿又潜入云层变成铅灰色，我心里想着前院葛家的恐怖事件，不久便睡着了，直到中午禾叫醒我。 禾用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又把她的脑门贴在我的额头上试了试温度，说，“好多了，还有一点点烧。坐起来，吃点东西，我给你做了鸡蛋榨菜丝汤面，还放了胡椒粉和香油，快趁热吃了，再发发汗就全好了。” 我说，“我不想吃饭。你吃。” 禾说，“拗拗，听话，快坐起来。” 她说着，便撩开我身上的一角被子，弯下身子往起拉我。我坠着不起来，我说，我恶心，身上疼，不想吃饭。 这一年，我的个子已经长得几乎同她一般高。而禾由于常年的糖尿病，每天吃的粮食必须控制在二两半以内，所以她是个纤瘦的没什么力气的女人。我若是懒懒地摊在床上不打算起来，她肯定是拉不动我的。 我说，“你吃吧，我看着你。” “哎，”她叹了一下，“你不吃，我也先不吃了。” 她在我的床边坐了下来，把我的被子重新掖好，说，“看，你简直像一根蜡烛，才发了一夜的烧，就烧细了一圈。” 她这时又成了一只慵倦的猫，倚着我的被子侧着身子看我，浅蓝色的眼白湖水般清澈，黑黑的眼珠有点凄惶不安地闪动。她的眼睛妩媚得像一种病毒，使人产生药瘾，仿佛她的血液里永远流动着某种隐匿的意愿，从她的眼孔投射出来。 我把平伸的小腿收拢膝盖立起来，大腿倾斜着支在她的脊背后边，想让她坐得舒服一些。我的绵软无力的两条腿一接触到她的身体，就如同上了弦，挺有力气地稳在床上，让她靠着。 “那我就陪你说说话吧。”禾动了动身子，找了个最舒适又方便说话的角度，用侧面靠着我的腿，并把一只胳臂越过我耸起的膝盖，支在里边的床上。 我说，“你总是自己给自己打针，一定很疼吧。” 她说，“不疼。你放松肌肉像没事一样，就不疼。你越是僵紧着，就越是疼。” 我说，“上午，给我打针的小护士可能正在生谁的气，而且肯定把我当成那个人了。她像给大象注射似的。”我把裤子往下拉了拉，褪到胯骨底下，针眼周围硬硬的，已经青了一大片，“你看！” 禾看了一眼，立刻心疼起来，说，“后边那几针别去医院了，我给你打，肯定不疼。” 我说，“你也会注射青霉素吗？” “都一样。”她一边说，一边把手指抚压在我胯部的针眼处，轻轻地揉着。 她的指尖非常凉，蛇一样极富弹性，柔软得像没有骨头似的。我看到她颀长的颈项弯垂下来，Ru房在毛衣里微微隆起，细瘦的身体向右倾斜俯向我。整个身体的弧线像一首动听的歌那么流畅。她的脸孔显得有些苍白，但是她整个躯体的皮肤都释放着一股柔情，那柔情随时准备着奔向我，落在我的身体上，保护我并驱逐一切降临于我的疼痛和厄运。 这一切使我感到无比惬意，特别是禾的触摸把我的感官引上了某种模糊的歧途。我想起了多年前她要我靠在她的胸口，吸吮她的玉石枕一样光滑的Ru房那一幕，想起她悲戚的眼泪像滚落的珠子从脸颊流淌下来。然后，不知怎么回事，伊秋家里屋的行军床上，那两个光裸的躯体扭在一起的图像，像电影似的忽然从我脑中一闪而过。 于是，我转移自己的视线，转向屋门方向。我看到12月的阳光从窗户玻璃斜射进来，房间里显得比上午明亮了许多，浮荡的尘埃在光线里旋转。

十：床，男人与女人的舞台（2）

我故意岔开自己的思路，说，“葛家女人肯定死了吗？” 禾说，“肯定死了。早晨6点多钟，前院上早班的人见他家房门四敞大开，就冲里边叫了两声，没有应声，就探进门框，发现屋里没人，床上乱糟糟的，心里觉得奇怪。他站在门外迟疑了一会儿，不敢进去，怀疑是被偷盗了，就又叫来了几个人。几个人围在葛家门前转来转去，越想越觉得不对，门应该锁上才对。大家想，肯定出事了。” “他家女人没在屋里吗？” “后来，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屋，试探着勘察了一番之后，才发现她被捆绑着脸孔朝下塞在床底下，嘴里堵着枕巾，进屋的人又都被吓得跑了出来，有人去叫了警察。” “那她肯定死了吗？” “警察一清早就来了，直到将近11点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