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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道、朱光亚、孙本旺、王瑞駪、唐敖庆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然后送军政部。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被该部遗失了。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亨利·史密斯曾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他认为原子弹的应用前景事关重大，今后对这类事情的决策，如果只由少数人作出是极端危险的。为此，早在试验成功之前他就开始动笔，想从学术和研制计划实施两方面为原子弹写一部通史，等到原子弹面世之时即向公众公布。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军政各方围绕如何控制泄密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指明不许透露与实际制造原子弹有关的任何内容的前提下，由五角大楼发布了一千份。吴大猷所负责组织翻译的那一份，正是由美国送给中国军政部的。

五个人中，李政道最年少，才19岁，朱光亚次之，21岁。两个人都是聪慧超常，且年纪相仿，天天一起切磋玩闹，交谊至深。

得知要拿着国民政府给的美元，去美国学习考察有关原子弹事宜的时候，朱光亚起初还有些不大情愿。从小他就感受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避战乱，他和哥哥们颠沛流离，从武汉挤上船到了重庆，在那里的合川崇敬中学读书，后来又考进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允公允能”就是他定下来的校训。张伯苓力主抗战，时常激励学生发奋报国，再加上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四处宣传呼号，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后来的密歇根大学都和朱光亚同学的佘守宪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经常看到进步书籍，受苏俄和共产党思想的一些影响。那时候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去演讲，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去，大家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也去讲过，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八个理由，我至今印象很深。

后来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地方更是处处火热，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民族复兴、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师生们的共同心声。同时，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都既痛又恨，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所以，朱光亚对于这次赴美机会自然就有了些疑虑。

临走前，朱光亚先去南京，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当外交官的大哥见面。兄弟俩分别日久，一见之下，自然是倍感亲热。寒暄了一阵，朱光亚告诉大哥，说他很快就要去美国了，是为蒋介石政府考察原子弹研制的。

看到弟弟皱着眉头的样子，大哥想了想，劝他道：这也没什么关系嘛，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再说了，各取所需么，先学的是技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怕什么。

1946年9月，华罗庚师徒几个人带着从国民政府军政部领取来的旅差费支票，在旧金山登岸，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没几天，吴大猷也绕道英国赶了过来，并立即去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博士，与这位曾是同窗学友的美国科学家商谈关于协助中国建立研制原子弹机构的可能性。华罗庚则带着朱光亚等人，一边左顾右盼着这块陌生大陆的异国景致，一边走进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而来的曾昭抡先生会合。

但是，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前，虽然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苏联都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国毕竟是抢先了一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宣布，一切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工厂，都不准外国人进入。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给予技术封锁，自然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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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派出去了八个人（4）

所以，曾昭抡跟他们一见面，就连连摇头：嗨，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不可能了，你们就各奔前程吧。

曾昭抡将他这些日子和美国人交涉联络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十分无奈。美国人说话不算话，非常气人，可东西是人家的，不给你学你也没办法。

但是，人已经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空手而归吧？

大家都看到，美国根本不可能帮助中国搞什么原子弹，也没想到中国真的要来美国学这个。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许多重大的国事要务都无暇顾及，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