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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团”，明确提出：“袁氏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故惟首先除去袁氏，而后对付日本。”

鉴于中国国内反复辟形势迅猛高涨，日本和列强纷纷改变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英俄两国公使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中国变更国体之计划，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警告袁世凯，要其暂缓称帝。

但自恃拥有军队的袁世凯，对民众的呼声不屑一顾，仍决意按原计划于12月12日举行了复辟帝制仪式。【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第一功臣自居的袁世凯，自己复辟了帝制，此举是他对自己“功臣”地位的最大讽刺，也是他对为其歌功颂德者的最大讽刺！】

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天，日本又和英、俄、法、意四国公使发表公开声明，对袁世凯“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之意”。【黄：袁乃窃国大盗，沐猴而冠，开历史倒车，自取其辱。但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投机取巧和坐收辛亥革命的渔翁之利，此国贼颇有心机，善玩权术。治世多良臣，乱世多贼子。】

日本则一方面为满清“宗社党”武装了一只“勤王军”，怂恿其反袁。另一方面通过梁启超促使云南都督蔡锷起义。12月25日，蔡锷率先宣告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

云南独立之后，广西、广东相继宣布独立。江苏、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将军要求取消帝制。

进退两难的袁世凯，一面向云南派兵“消除事变”，一面派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赠送勋章为名，乞求日本按先前的许诺承认其帝制。

日本当局拒绝赠勋特使前往日本，并正式通知袁世凯，指责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转眼成了丧家犬！】

但从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隈内阁会议通过的一个决定《帝国对中国目前时局应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最关键时刻抛弃袁世凯，还有更深层的动机：

一、试观中国现状，袁氏威信失坠，民心离叛及国内不稳，已趋显著，该国前途，实难逆料。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帝国之力量，以奠定日中亲善之基础。

二、袁氏掌握中国之大权，将不免成为帝国达到上述目的之障碍。因此，为执行上述帝国之方针，以袁氏退出中国之权力集团为宜。无论何人取代袁氏，无疑均可较袁氏对帝国远为有利。

三、袁氏由中国权力集团之退出，以使中国自身促其实现为得策。该中国之前途须取决于该国之民心所向。帝国应察其趋势，伺机行事。帝国亲自决定中国之前途，则将事倍功半……

《政策》进一步决定，承认中国南方的革命军和北方的“宗社党”军队同为交战团体，暗中通过民间方式援助南北军队与北洋军交战。在北方，日本当局通过大仓喜八郎与肃清王达成100万日元的借款协议，作为“宗社党”的军费。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借给孙中山70万日元。

“宗社党”利用日本的贷款，一边与蒙古的巴布札布和东北的奉天督军张作霖联络，一边在东北收买土匪，将约2000名土匪伪装成苦力，收容在大连的苦力宿舍，以备策应革命军从南方的进攻，趁虚进攻北京，夺取政权。

就在日本密谋举事之际，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83天皇帝梦破灭之后，袁世凯企图继续以总统的名义掌权，仍遭到举国反对，《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呼吁：“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在评估了新的形势变化之后，日方于4月20日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名义，令宗社党中止举事。由于得不到日方的经费支撑，宗社党的这批雇佣军最终于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袁世凯解除自己最亲信军师徐世昌的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相当军权的另一个亲信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但这些丝毫没有缓解反对浪潮。连最忠实于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

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和四面楚歌声中可耻地死去，日本围绕袁世凯窃权和复辟而苦心策划的“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1。　人们在提及“二十一条”时，往往更强调袁世凯复辟一事，对更加凶险的日本侵华图谋却重视不够。实际上，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日本当局侵华的一个棋子。2。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