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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依然奴性

依然奴性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

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意忘形时怎么说，进酒楼听听那些“半截鞋”恶贯满盈时怎么说——老子杀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拧蚂蚁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农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抬起头望望前面”。

说是这样说，但许多血泪事实叫我们不得不低头。打工做事讲价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就是自由经济，比如，我就是为追求自由平等竞争离开政府机关接受人力市场选择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太爱计较也不好。打工做事讨价还价稍微“过”一点，一是机会丧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

印象管理是中国人管理企业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传下来来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们这些偶尔读一点西方管理学，常常给所谓管理大师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来，还是喜欢“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

人家请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