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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对这篇小说,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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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愧(2)
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8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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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1)
一、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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