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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花纹，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齿轻轻咬住，好腾出手来。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这样一来，捉到的两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没有捉到。”

大概，查理·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剑桥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为在后来同他们的通信中他时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来，这是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一次清晰的回忆。

当时达尔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藓苔，然后把刮下来的藓苔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这样达尔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见的新品种。当他在斯捷芬斯写的关于不列颠甲虫的书中看到“查理·达尔文捕获”这几个字时，他感到无比荣幸。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公共课。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讲授很有兴趣的地质课。可是由于以前爱丁堡大学的地质课使达尔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讲课。然而他却去听汉斯罗的植物学课；他对汉斯罗在讲课中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尤其喜欢。早在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评论过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汉斯岁，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达尔文评论汉斯罗时说得很简单：“他什么都知道”。汉斯罗有时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远的话，他们就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达尔文认为这样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汉斯罗象孩子一样常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扑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进沼泽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看来他对于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化石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司接到汉斯罗的邀请。

大学里一些年青的学生和年长的职员每周要在汉斯罗那里聚会一次。团结博物学家的这种聚会，在剑桥起了伦敦的那些科学协会所起的作用，这些集会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它们真正成了后来在剑桥建立雷耶夫协会的核心。

达尔文身上有着某种特点，不仅使许多同龄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龄大好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也许，这就是他热爱自然史的那种特别真诚的心和他那活泼而又反映灵敏的大脑吧。汉斯罗很快就和达尔文亲近起来，以至于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无怪乎人们都这样来谈论达尔文：“这是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那个人。”这种友谊对达尔文以后的整个生涯起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达尔文后来的环球旅行。

汉斯罗不仅乐意告诉大家那些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渊博学识，而且他待人特别亲切①，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无虚荣心，这一切都在精神上给达尔文以良好的影响，而他们那一伙人多次在汉斯罗那儿举行的有趣的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伙人之中，达尔文提到的有威韦利，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任何人都健谈”，还有汉斯罗的一个亲戚詹宁斯，后来他同詹宁斯经常通信，詹宁斯后来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①达尔文举出下面一件事来说明汉斯罗特别亲切：“有一次我在观察潮湿的地面上的花粉粒。我看到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拚命跑去向他报告我的发现。我相信，任何一位植物学教授看到我这种表现都会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但是他却完全赞同我的发现，他说，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并向我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很亲切地让我知道，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我离开他时一点也不感到难堪，反而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沾沾自喜，不过我当然要告诫自己以后再有什么发现就不要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报告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对达尔文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这本书激起了达尔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大厦作一点贡献”。另一本书是亚·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

亚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时间比达尔文早四十年，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刚刚进入格廷根大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乔治·福尔斯特。乔治·福尔斯特和父亲都是虎克舰长在他最长的第二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