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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不分，丧失对社会家庭乃至自身的责任感，胆小怕事碌碌无为。

心（良知）主宰“意”，通过意识活动作用于“物”（事）。

由此引出了知与行的关系。

知就是良知，行就是实践。

王阳明说，良知有如下特点：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知是知非，戒慎恐惧，无间圣愚，古今相同。

于是刘瑾，焦芳，严嵩，魏忠贤等*恶人开始抗议了：“既然良知浑然天成，你有我有大家有，我们一样也有，凭什么说我们是坏人，影响多不好！强烈要求修改《明史》。”

对此，我只想说，尔等是有良知，但尔等的良知已被私欲阻断，知与行割裂为二，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

关于知与行的问题，朱熹也谈过，朱熹认为知先行后，必先知道了方才能够去行。

于是问题来了，朱熹认为获取知的方法是格尽天下之物，这个难度有点大，人生苦短，恐怕有生之年我实现不了这个美好愿望了，没有知也就不用去行，就这么将就着得过且过吧（终生不行，亦遂终生不知）。

而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但分为两种状态：本然和明觉。

打个比方，你和一个朋友两人的电脑里都装了同样版本的卡巴斯基，但人家的卡巴斯基是添加了授权码可以更新的，而你的呢，从来就没被激活过，根本无法更新。虽然都可以杀毒，但效果大相径庭。

你朋友的卡巴斯基就是明觉，你的就是本然，添加注册码的行为就是行。

知（本然状态的良知）——行（实际践履）——知（明觉状态的良知）

唯有通过实践，你才能够对良知逐渐获得认同感与亲切感，并使之转化为自觉的理性意识，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知路歧之险夷者？）。

回忆一下小时候，父母带你出去和亲友聚会，席间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让你去敬酒。起初，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知道父母总不会害自己，便走个过场。慢慢你长大了，懵懂了，知道这是大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让你觉得不舒服，却说不出哪不舒服，每次还是扭扭捏捏地去敬酒，整个过程伴随着紧张和焦虑。直到有一天，几乎是一觉醒来，你突然发现以前不愉快的体验完全烟消云散。你挥洒自如长袖善舞，由被动变主动，只觉这敬酒的礼仪实在是世间最正常不过之事，不敬反而觉得不舒服了。你知行合一了。

再比如，小时候你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躲猫猫，藏这藏那，非常危险，每次总是被父母训斥，你也知道自己不对，但还是忍不住去玩。直到有一天你看了新闻，发现躲猫猫真的可以躲死人，于是你害怕了觉悟了，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玩躲猫猫了。你知行合一了。

又比如，你知道纵欲伤身，嫖娼不好，每次一拿到工资还是屁颠屁颠往按摩店跑。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了媒体上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统计数据吓个半死，然后又遇到了自己平生的真爱，便决定洗心革面，再也不生活糜烂了。你知行合一了。

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此人已曾行孝行悌，不可只依他说些孝悌的话，便称其知孝悌）。真切笃实的知就是行，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明觉状态的良知包含了行，一念发动处（意）即是行（事），不容任何间断，丝毫犹豫。

王阳明之所以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强调知行合一，就因为他太清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要想做到知行合一，难如登天。

早在贵阳书院讲学时，阳明就悟出了知行合一。

龙场的磨难使他意识到，环境的存在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建功立业，首先必须尊重环境，顺应环境，任何事业都是从处理好与眼前环境的关系开始的。并且，这种顺应不是违心的、伪装的，而是调整与纠偏之后此心与环境的逐步契合。

曾经有一个知县，久听阳明讲学，便对王阳明说，你的学说非常好，只是我“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就跟现在很多小白领一样，工作压力大，你给他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他一看是讲哲学的，就说：“靠，工作还忙不过来呢，没时间看！”而王阳明却说，我何尝让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求学，你既然有官司上的事，就从官司上的事为学，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而起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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