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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自我嘲笑和讽刺的意味呢？”我有点尬尴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坐姿了。

老人似乎已清楚地看出了我内心的活动。他缓缓站起来，邀请我上楼去他的卧室兼书房。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也没有留意到我的“丰收”牌香烟。这时我的心才重新平静下来。

我跟着老人慢慢走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洁净朴素的卧室兼书房，仍然到处都是书，昔日的外文书和一册册中国古典线装书，堆满了两壁墙，可就是没有一本新书。一个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帽架，简单之至。我和老人一起坐到他工作的书桌旁，台灯照映着老人的一大半侧影，那浓重的侧影在明暗不定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这时我忐忑不安地拿出我的习作给老人看，老人专注地看着，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最后还给我时只轻声说道：“这诗有特色。”接着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章的复印件，题目是《试论直觉与表现》。我冒昧地冲口而出：“能否让我带回去看一看？”老人嗫嚅着，一下变得有点孩子式的局促，这文章似乎立刻就要不翼而飞。我向他保证明天上午１０点以前一定奉还，他才慢慢地交到了我的手上。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两瓶绿素酊，一份他自己写的药品介绍文章，一份他自己写的个人传记的打印件。

从此，我开始了解老人的情况。我读到了许多老人不为人知的事：

他１９０３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他的父亲梁星坡与梁启超同年，又是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立志从商，失去了成为梁启超同窗学友的机会。这是老人一直深以为憾的一件事。

老人初中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从那时起就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１５岁时读美国诗人朗费罗译的但丁《神曲》，阅读中表现的狂热令英文女教师大觉吃惊。１６岁时就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

１８岁时与后来成为日本大诗人的草野心平在广州岭南大学生宿舍顶楼面对珠江共同阅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当读到“去死罢，你们应该去死！一个人并非为快乐而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但做应该做的——一个人。”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因悲怆而痛哭起来，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罗曼·罗兰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做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无依傍的人，一个要由毕生超人的奋斗和努力去征服他苦痛，完成他工作的人。”这成了老人终身的座右铭。这是多么热切的老人的少年时光啊！

老人于１９２１年应郑振铎和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文研会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１９２４年去法国巴黎留学，结识了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并成为挚友。１９２７年瓦雷里陪他在巴黎绿林苑一边散步，一边讲解自己的著名长诗《水仙辞》。１９３０年，老人译出此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以单行本问世，瓦雷里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１９２９年与罗曼·罗兰相识，互赠书籍和照片。１９３０年法译《陶潜诗选》由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此书由瓦雷里作序。老人在１９３６年写的一篇《忆罗曼·罗兰》的文章中说道：“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瓦雷里，一个是罗曼·罗兰。”老人青春时代的一连串风华正茂的速写。

三、去见梁宗岱（4）

老人曾被吴宓称为“中国的拜伦”，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坏脾气这一点像他。”老人从小就脾气火暴，最爱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数加起来至少会有１００次。在欧洲留学时，一次在一个华人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骂中国人是懦夫，老人一听便按捺不住，冲上去便打。“*”时被红卫兵殴打，一次他怒火上来，飞起一脚将一个红卫兵踢出一丈多远。老人历历在目的率直、任性、可爱又勇猛的少年心性。

１９３１年老人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兼清华大学讲师，年仅２８岁。他当时周围聚集一大帮学生，其中有后来成名的卞之琳、罗大冈。我想象着老人当时春风得意、才气恣肆的形象。

１９３４年由于离婚及与北大的胡适发生龃龉，老人离开北大去天津南开大学。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南开英文系任教，他后来回忆说：“宗岱自视甚高，傲骨峥嶙。好在我和罗皑岚都谦虚礼让，因此相处甚安。”有关老人的高傲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不仅年轻时如此，直到老年也没变。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老子天下第一”。“*”时批判他的文章就记录了梁宗岱的七十多条“老子天下第一”，譬如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