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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期。

我抄录布勒东的《娜嘉》，深受他“任何东西只要是奇异的就美丽的”影响，他打开了我的感官，让我更大胆、更勇猛地靠近了以他为首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诗歌突击队、美的行刑队——超现实主义军队。我接受他们的必须的错乱和对潜意识发出的深渊般的指令：用诗歌化学的地狱推翻资本主义的金钱天堂，用“飞行”完成我们毕生的“超现实主义之梦”。在布勒东的直接指挥下，我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夏天写出一首让一个日语研究生流泪的诗（他的泪水我至今不明白，当时在场的小说家周忠陵也不明白）《震颤》。《震颤》惹出的一个男人的眼泪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之谜，这个谜被永远保留在重庆，北碚周忠陵的家中，保留在１９８５年初夏的一个风景热烈的下午。谁人能破译张刚的“震颤”之泪，或许欧阳江河能破，他也认识这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也记得他的“震颤”之泪。

伟大的、太富传奇的、爱摆认架子的、鼓吹中世纪经济学的２０世纪诗歌之王——庞德，他只作为一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在写诗的初期还短暂地、毫不费力地喜欢过何其芳、戴望舒，但可惜却从没有喜欢过徐志摩。而我对卞之琳和废名的喜爱是持久的。“化欧化古”的卞之琳，除了那首被大众糟蹋得体无完肤的《断章》以外，我喜欢他至少２０首诗。他有一点像拉金，也有一点像韩东，一个态度严谨，经得起推敲的诗人，一个冷峻的生活旁观者，充满现代中国式的诗人智慧，现代中国式这一点相当重要（不要谈传统，“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自带传统了）。我无条件地喜欢废名的全部，他的所有文字，他的诗、他的小说，甚至他的人，他的样子、他的衣服、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废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被重新发现、被彻底地发现，需要成立专门的废名研究所吸引为数不多的坚贞的废名研究者用毕生心血写出一本又一本关于他的学术专著。废名是不好说的，他既不是谜、梦，也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古代的，他或许是中国文人精神中最综合最神秘的“一团”，这“一团”除了让我们迷恋之外，仍然只能迷恋。以上是我１９９３年的认识，后来我对他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　。　想看书来

二、抄诗与表达（4）

抄写滚滚向前，“表达”即将在望。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一个晴朗得出奇的夜晚，我独自游荡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徘徊的我不知不觉走到一块草坪的中央。

突然一个词跳出来了——表达。我前两天读一本英文书时碰见的那个词，它正好是一首英文诗歌的标题；当时我对这个词立刻产生了感应，久久地注视着这个孤零零的单词，竟然忘了读这首诗。此时，耳边又响起了这个词。是什么东西再次触发了它？一个声音在田野深处颤栗着不可名状的美之恐怖，那是“蛇缠住青蛙发出的声音”；我还听到不远处水流的声音，清越的风涛吹断一截嫩枝的声音；夜草间蟋蟀和昆虫的低吟；声音在集中、在指出，向耳畔、向气氛传达着意义。我训练了一年的感官熟稔地打开了，仿佛门猛然打开沉入清新的风中，吸纳着南方夜色中的万物——一个影子、一朵花、一棵树、一阵风、一段流水、一块石头、一个声音……我不可救药的劳动紧张地展开，追逐着、效忠着一首诗的第一行；神经在激动中由黑变红，又由红变白，渴望着堕入、恍惚、苏醒或完成。当我再次醒来，我已在一座石桥上坐着，水从桥下流过，一段树木带着它枝条的暗影浸在水中。南国秋天的温度柔婉而湿润，语词却在难受中幸福地滚动，从我半昏迷的头脑直到发烫的舌尖，终于串串词语与所有的声音融洽汇合了。我听见自己吐出顺利的第一句：“我要表达一种情绪……”，川流不息的词语按照我的自由意志被编织成一个环境、一个图案、一个梦，舒缓沉郁的激情在自如的韵律中达到最后一个延续的音符，“因为我们不想死去”。仅仅３０分钟，“白色的情绪”让我陷入因首次成功而话别的悲伤（就像我必然作别我痛苦的初来人间的身体并长大成人）；处女的高峰已轰立在我的面前，一首诗发生了，言说了，不属于我了，但也被记住了。我的触角获得了宁静。

而一年前的１０月，我度过了最令人不安的一夜。那一夜在宿舍的白炽灯光下，我以一朵枯萎的“恶之花”干脆利落的地结束了我的茫然若失。我吟诵《露台》，它契合了我童年的隐痛：“情人中的情人，母亲中的母亲”，唯有这种女人才能与我那来自左边的热切相吻合；他——波德莱尔——一个莫测的幽灵，我那白得炫目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