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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形象》（汪璞，《北京日报》1965年2月23日）……可以说，全都是称赞，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阅读这些评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对于某部问世未久的新作，舆论能够如此一致、决绝、鲜明地给予政治上的好评，非常罕见。人们称赞它：“抓住了阶级斗争，写各种人物都有阶级分析”；“看过这部作品，学习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人看事”；“这部小说，写出了不同阶级在斗争中的不同表现”。

小说第三卷出版时，正逢“无产阶级*”爆发。不久，过去“十七年”间所有的作品，均点名或不点名地成为毒草，《艳阳天》成为唯一一部从“十七年”顺利进入“*”并存活下来的作品。不仅如此，事实上《艳阳天》在“*”中享有革命文学典范的地位。1974年，“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再次发表文章，给予《艳阳天》极高的评价，文章说：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长时期以来，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萧长春的英雄形象。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探讨和研究《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批判*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等，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萧长春，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丰满而感人，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在创作中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突出地刻画了萧长春的英雄形象。（《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人民日报》1974年5月5日）

对《艳阳天》评价出现分歧，是在“*”以后。其情形特点是，毁誉不一，针锋相对。誉之者视为异宝，毁之者全盘否定，双方似乎均不留其他选择。当然，在评价之外，也渐有注重文本解析的研究性论文，例如叶君的《论〈艳阳天〉》（《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延伸阅读

浩然：《为谁而写作》，《中国建设》1972年第5期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卢新宁、胡锡进：《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

叶君：《论〈艳阳天〉》，《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杜秀珍：《〈艳阳天〉再解读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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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天安门诗抄》（1）

体裁：诗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78年12月

（王巨川 撰）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给阿兰尼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这句话也恰当地指喻了发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震惊中外的　“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广大民众纷纷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并借此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愤怒出诗人”，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人们把书写的诗词、挽联和文章张贴在广场的灯柱、纪念碑的护栏，挂在松柏枝叶间，“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食”。“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等诗歌，被朗诵、传抄及征引一时。还有赞美这些诗词：“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4月8日，“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