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1/4 页)

就是在美国的物质世界中实现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灯火辉煌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占据“一格窗子”。而令人难堪的是，作者偏偏还要拿“祖国”说事，比如刚举行过“美国化”的加冕仪式，得意之余拉出闻一多，将他八十年前那首著名爱国诗《一句话》抄到小说里，并将最后一句“咱们的中国！”作为小说的结尾，甚至这本小说的写作，都作为一件“奉献给祖国”的礼物。这个误会实在太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92《少女小渔》（3）

相比之下，《少女小渔》宛如另一个精神空间，严歌苓坦言它是一则“弱者的宣言”。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炫耀个人奋斗历史、全盘西化不同，《少女小渔》立意是在探讨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和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小说以形象化的描写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小渔善良纯净的本性小说不仅洗涤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而且沟通了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而江伟那样和自私、蛮横、实利，恰好是接受强势文化的丑陋影响，不仅与事无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小说着力描写小渔天真未凿、美好善良的性情，比如：“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等等，简直是一个毫无自我意识的原始真人。小渔可以因为同情一个垂死的、暗恋她的病人而把童贞交给他。这种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既不带任何“反封建”或者“个性解放”的色彩，也不是情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更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考虑的交易，而是一种由慈悲的天性生发的肉体布施。即使是在举行最屈辱的假结婚仪式时，小渔也不忘记为洋老头“难过”，猜想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甚至从老头的眼里看出些许对她的“怜惜”。小渔的善良爱心、宽容无私，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怀疑是个心造的幻影，或者是个天外来客：一个现代社会，如何容得下或者剩得下这样的人！不过这并不要紧，严歌苓已经用她的出神入化的笔，赋以小渔真实的生命，使读者欲罢不能，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用张松健的话说，小渔“宛如庄子笔下的‘邈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坚守‘柔弱胜刚强’的处世原则；更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地母’，默默地负载自然万物，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爱，繁衍生养，化育苍生。”从艺术的角度看，如果说《少女小渔》是“真实的谎言”的话，那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虚假的记实”。有品位的读者，肯定是取前者而舍后者。

1989年11月，已过而立之年、不谙西方文化的严歌苓，踏上了出国之途，开始了“寄居者”的生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很大的冒险。那年头，像严歌苓那样在国内文坛功成名就，乘风破浪出去开洋荤，定居后偃旗息鼓的作家，不知有多少。理由很简单：在异域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找不到北，文化上的差异，语言的不通畅，加上生活的动荡，使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创作心态，产生“失根”的感觉，久而久之，艺术感觉必然萎缩，最后失去创作能力。然而严歌苓不在此列，异域生活不仅没有淹没她，反而成全了她。她说：在陌生的异国，她“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出国之前，严歌苓创作成果已是相当可观，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然而与出国之后的作品相比，还是给人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那么，严歌苓何以能够成为一条“漏网之鱼”？

1992《少女小渔》（4）

严歌苓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天才，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人性的奥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天生的敏感，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识，穿透异域生活的错综复杂的表象，看透它的本质。正如她在《少女小渔》后记中写下的那样：“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了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