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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汉随团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达拉所娃演席勒的《玛利·斯丢瓦特》，使田汉感到这位德国剧作家的伟大艺术“还以很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他的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更使田汉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愿望——成为席勒一样的作家，田汉决意恢复“荒疏已久”的创作生活。

《关汉卿》的创作与纪念关汉卿的活动有直接关系。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当年6月为这位大戏剧家举行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戏剧界的骄傲。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因为关汉卿是他景仰的作家。从这年的1月份起，田汉便着手准备在纪念关汉卿大会上的报告，集中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选》、《马可·波罗行纪》、《录鬼簿》　、《中国通史》、《关汉卿戏曲集》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关汉卿的剧作，尤其是《窦娥冤》。田汉感到，关汉卿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却敢于写窦娥这样反抗性十分强烈的女子，实在难能可贵。单从窦娥的唱词中，就可以看到关汉卿“确是个不屈不挠地战斗的戏剧家，是个爱憎分明、感情强烈而愤怒的戏剧家。无论读他的悲剧或是喜剧，都能听到他对元代统治者和黑暗势力撞击的铁石声”（《田汉创作侧记》）。关汉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说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认为关汉卿确实“是个铁汉子”，“他那无畏的战斗精神，真正达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在中国剧协召开的《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上，田汉作了专题报告，对关汉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关汉卿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很好的范例”。报告中号召戏剧工作者向关汉卿学习　，“踏着关汉卿的巨大足迹前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2期）。对关汉卿的钦佩，使田汉充满了创作的激情，　遂即萌发了要给关汉卿“写个戏”的愿望。

1958《关汉卿》（4）

《关汉卿》的创作体现了田汉“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1956年，田汉曾写过两篇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成了田汉“右倾”思想的“证明”。有人说田汉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的“为民请命”是“收买人心”。他们说，艺人应该由党来管，饿死了不用你管。说田汉“收买人心”是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6月，中国剧协开始内部整风，田汉便成了内部批判的对象，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汉的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为民请命”的思想是错的，所以他在《关汉卿》中仍然在表现关汉卿的“为民请命”。

田汉创作《关汉卿》，从1958年３月初开始构思到写出初稿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虽短，花费的气力却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史书上对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记述非常少。在《录鬼簿》这样记录当时剧界名人的著作中，关于关汉卿的记述也不过寥寥几笔，只说他是“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析津志》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为一时之冠”。此外，就只有他的杂剧与散曲。仅就这如此少的材料创作剧本是比较困难的，但田汉不灰心。他认真研读、考证史料，梳理各种人物关系。为了弄清元朝的政治背景，如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文化政策以及关汉卿的活动和他周围一些人的情况，田汉先后前往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大学访问周贻白和翦伯赞两位教授，得到他们热情支持。周贻白借来一部《元典章》给田汉，这本书对了解关汉卿时代的社会状况很有帮助。书中有一条元朝的反动禁令：“妄撰词曲、犯上　恶言”者处死。田汉说：“这一条是*裸的反动政策，我这个戏很需要这条法律依据。”（《话剧〈关汉卿〉创作侧记》）历史学家翦伯赞很赞赏田汉以“剧作家写剧作家”的创作设想，并从《青楼集》里找出“当时名满大都”的元代女艺人朱帘秀、赛帘秀等的材料，为田汉解决了《关汉卿》一剧女主角的难题。

1958年3月15日，田汉与秘书黎之彦一起携带全部资料前往西山八大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