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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维持不动的话，那么最后大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具体到老百姓反抗官府这事上，则“自愿者困境”可以改称为“出头鸟困境”，即老百姓们不堪官府欺压，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让官府完蛋，就必须有人起来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价则是死亡，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当出头鸟，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则搭顺风车捡便宜。最终结果则是谁都不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人做嫁衣，大家都等着别人起来反抗，最后就变成没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至此则有了新的意义，老百姓们既然都很平均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也很平均地受着官府的侮辱，于是很容易便会沦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惨，甚至还学会了欣赏别人的悲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虽然偶尔也有好事，譬如女儿国什么的，但大部分时间里，总还是碰到妖怪前来欺负他们。此时的师徒四人，其实也面临着“出头鸟困境”，打妖怪总是有危险的，最好是让别人去搞定，自己则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虑到妖怪的主要目标通常都是唐僧，三个徒弟如果都选择观望容忍，结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顿揍，保命应该问题不大）。让唐僧高念“阿弥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来，孙悟空都会义不容辞地主动跳出来，从而解决了这一“出头鸟困境”。孙悟空之所以甘做出头鸟，抛开他的本领大不论，更重要的是其余三人都是人（猪八戒曾经也是，而孙悟空则是猴，他没那么复杂和阴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们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带给人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猪马鸡羊狗，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化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到出头鸟困境，然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这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然而，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乃至于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王莽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但是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进而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也就是老百姓们能吃饱和能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们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们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受累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算数，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