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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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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

二世欲诛蒙恬兄弟。……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1页

有人对《资治通鉴》下了一个确评，说这是一本“相砍”书。鲁迅说翻开中国的书，满纸仁义道德，最后在字缝里找到“吃人”两个字。鲁迅是泛指中国古书，倘若翻开《通鉴》，不用到字缝里，页页几乎都有砍人的报道。

这次砍的是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照我看来，蒙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