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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一如既往地买线、编织。当我开始恋爱时，母亲为我亲手编织了一件花样翻新的淡蓝色毛衣。这件毛衣的特点是曲线柔和，伸缩有度，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一个苗条少女的身影。它让我在那个花枝招展的大千世界里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和清纯。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使我在恋爱中的心情，既能像蓝天那样的明净无云，又能似海水那般的轻松自如。

在母亲的一生中，编织始终就是她的爱好。她用她手中的一寸寸的彩线细细地编织出一个流光飞舞、变换万千的世界。穿上她亲手编织的每一件衣服，就像是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真情的拥抱，而慢慢地流入内心的那份甜蜜，更会化成一种天长地久的情怀。

自从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便更能从内心体会到母爱的真诚、无私和伟大。我现在身居美国，与母亲已是聚少离多。

2005年的春节前后，我有机会回北京，在父母家小住两个月。母亲格外高兴，她以她全部的爱来欢迎我这个远方归来的女儿。七十多岁的她，仍旧不辞辛苦地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让我感到一种少有的踏实。山转水转母亲仍是家庭坚实的轴；云变风变，母亲仍像泥土一样沉稳执著。而我最喜欢做的是坐在母亲身旁，静静地聆听她讲她的童年，那些遥远的、另一个时代的往事，对我总有着一种神奇的诱惑力。

母亲对她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回忆，多半是零零星星的片段式的。她讲逢年过节时的那份华贵和热闹，讲旧时结婚的礼节，讲她所见过的所有绚丽多彩的珍珠，讲旗袍的来历，讲旗鞋的新颖，讲满族女人的头饰。

我从她的故事里，了解到旗袍最早是满族人穿的长袍，衣袍镶边，多多益善。直到1911年，虽然清王朝统治早就结束了，旗袍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倒是一路翻新，一直走到今天。旗人穿的鞋，又叫“寸子鞋”，鞋面为彩绣，看上去无任何特殊之处。不同的是鞋底，木质高根，镶在鞋底正中，一般是3到6厘米高，形似花盆，所以又叫“花盘底鞋”。而满族已婚女性的发式，多是绾成如意式的发卷，所以又叫“如意头”，远看恰似头顶上顶了个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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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7）

诚然，对于一个现在远居他乡、长年生活在地球另一半的我来说，这些故事早已成为一段发了黄的陈年旧事，早已离我远去。但是贯穿在这些故事中，一路走下来的主线，却是我那一直深深爱戴的母亲。

4父亲厚爱可见一斑

写到父亲，我的笔就变得笨拙起来，总有着一种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彷徨。我的父亲今年七十有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从容幽默、思想丰富、雄才大略。如果把父亲比作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则是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父亲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则是山脚边的一粒碎石；如果把父亲比作那一望无际的蓝天，我则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所以，用我的这支笔，来勾画父亲那不平凡的心灵的轮廓，我是力薄才疏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父亲平日的点滴小事写起。

我父亲的祖上从清朝初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父亲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北京人的特征，它是将质朴和诚恳、执著和热情、谦虚和宽容、开朗和友善融为一体的协调的人性特征。

父亲一生很少离开北京。他的一切都是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的。

父亲自幼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幼年时候的他，从酷爱历史小人书起步。读书识字后，便更加如饥似渴地读史书。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从而更坚定了要走研究历史学这条路的决心。1950年，父亲高中毕业，为了能作他最崇拜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生活带给父亲最快乐的事是有一个书源丰盛的图书馆，那里的所有的史书，父亲都一一浏览过。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很快，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近代史上。1953年，父亲被调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作资料员。父亲对此项安排，心满意足。原因是资料室不仅藏书丰富且资料繁多，父亲由此有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好环境。那时的父亲干脆住在资料室中，终日与史料为伍。1954年，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短短的几年中，父亲通读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上百种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期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