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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先生这时冲了进来，轻声地呼唤。躺平来，塔格米先生想。

“我的心脏病发作。”塔格米先生想说出声来。

这时那几个人乱成一团，把他弄到了长沙发上。

“安静下来，先生。”有个人对他说。

“请通知我妻子。”塔格米先生说。

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街上传来的尖啸声。更加忙乱。人们进进出出。给他盖了床毯子，一直罩到腋窝，领带去掉了，领口解开了。

“现在好多了。”塔格米先生说。

他舒舒服服地躺着，不想动弹。不管怎么说，政治生涯结束了，他断定。德国领事无疑要提升的。抱怨无礼的言行。这么抱怨也许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工作做了。就我所能，尽了职责。安心到东京去休息，什么德国的派别之争。好歹这种争斗远离了我。

我认为那玩艺只是塑料制品，他想。重要的模铸推销员。神谕推测的，提供了线索，给我……

“脱下他的手表。”一个声音命令道。准是大楼里的大夫，至高权威的语气。塔格米先生微笑了。这腔调就是一切。

塔格米先生挺纳闷，难道这就是答案吗？身体器官的秘密，其自身的知识。是放弃的时候了，至少是部分地放弃。我必须默认的一个目的。

神谕最后怎么说来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求的。那两个人或死或伤地躺在地板上。六十一。内里的真理。猪和鱼是最不聪明的，难以使人信服。那就是我，书里指的是我。我不会完全理解它，这是那些动物的本性。抑或这个内里的真理要发生在我身上。

我等着，我会看到的。它究竟是什么。、

或许两者都是。

那天晚上，就在晚餐之后，一个警官来到弗兰克·弗林克的单人牢房，打开了锁，叫他收拾起桌上的东西。

很快他就来到了卡尼大街警局对面的人行道上，置身于匆匆过往的人流之中，耳畔充斥着公共汽车、小汽车的喇叭声，还有人力车夫的吆喝声。空气凉凉的。每幢建筑都拉下了长长的身影。弗兰克·弗林克站了一会儿，然后很自然地汇人了人流，走人行横道线内穿过了马路。

不为什么原因就被抓了，他想。毫无目的。然后也是如此这般地放我走。

他们什么也没对他说，只是把他的衣服袋、皮夹子、手表、眼镜，还有他的私人物品发还给他，就转身去处理第二件事——一个从街上抓来的老酒鬼。

真是奇迹，他想。他们放我走，是某种侥幸。公道地讲，我该被送上飞机直飞德国，给消灭掉。

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两个事实，被捕和现在的释放。像做梦一般。他沿着打烊的店铺踯躅，跨过风吹过来的碎片。

新生啦，他想。像再生了，又像是胡闹。

我谢谁呢？祈祷吗？也许。

祈祷什么？

我惟愿我明白，他自言自语。沿着夜晚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往前走，旁边是霓虹灯广告，沿格兰特大街的酒店里传出的吵闹声。我得弄个明白。我必须弄明白。

但他知道他永远也弄不明白。

只不过高兴罢了，他心想。一直往前走。

他心里有点活动。回到艾德那儿去，我得想想办法回到我的车间，回到那个地下室去。重操旧业，用我的双手，制造珠宝。工作，不胡思乱想，不奢望或不想弄明白。我得忙个不停。我必须把那些玩艺弄出来。

他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匆匆穿过这渐渐黑暗下来的城市。力争可能快地回到那我呆过的、确切的、能理解的地方。

等他到了时，艾德·麦卡锡正坐在长凳子上吃晚餐。两块三明治，一瓶茶，一根香蕉，几块小甜饼。弗兰克·弗林克站在门廊里，喘着气。

终于，艾德听见了他的声音，回转身来。“我都以为你死了。”他说。他咀嚼着，有节奏地吞咽着，又咬了一口。

板凳边上，艾德把他们的小电热器开着，弗兰克走过去，伏在上面，烘着双手。

“看见你回来就好。”艾德说。他在弗兰克的背上拍了两下，然后又扭头吃他的三明治。他没再说什么，只有电热器呼呼的声响和艾德的咀嚼声。

弗兰克把外套搭在椅子上，收拢了一把半成品的银质切片。拿到机床上去。他把一盘淡黄色的羊毛绒绕到纺锤上，启动发动机。他用剪断的混合物来光洁轮子，戴上面罩来保护他的眼睛，然后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刮掉那些切片上的火烘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