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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弗兰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当他丈夫的右腿由于脊椎麻醉事故而不可避免地偏瘫时，她开始体验到一种抑郁症状。六年来，她为了从紧张的绝望感中解脱出来，到各种各样的医院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包括服用抗抑郁药和进行电击治疗。毫无用处。当她来找我时，她依然严重抑郁，她觉得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没法解决了。

她流着泪描述了在处理她丈夫日益变坏的活动能力时她所体验到的沮丧情绪：

每一次我一看到别的夫妻能够做的事情而我们不能做时，我就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看到别的夫妻散步聊天、在泳池或大海跳水游泳、一起骑自行车，我就感到刺痛。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和约翰来说很难做到。他们顺理成章地这么做了，而过去我们也是这样。现在，假如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该是多么地好呀。但是你知道，我知道，约翰也知道——我们不能。

一开始，我也确实感到弗兰的问题是现实的。毕竟，他们不能做许多人都能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老年人，适用于失明的、耳聋的或截肢的人。

事实上，当你这么想时，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局限。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很悲惨……正当我困惑于此时，弗兰的扭曲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导致弗兰毫无必要的悲惨想法的是心灵过滤。弗兰挑出了每一种对她来说得不到的东西并去考虑这些东西。而她和约翰能够一起做的或者已经一起做的东西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中。难怪她感觉生活空虚而又乏味。

事实表明解决办法出奇地简单。我这样对弗兰建议：“在治疗期间你不妨考虑列举很多你和约翰一起都能做的事情。不要关注于你不能做的事情，学会关注你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想到月球去，但我碰巧不是宇航员，所以我不大可能得到这个机会。现在，如果我来关心在我这个年龄，在我这种职业，我极不可能到月球去，那我自己可能就会很难受。但是另一方面，我有许多事可以做，如果我关注这些事的话，我就不会失望。那么，你和约翰作为夫妻能够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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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3）

弗兰：噢，我们互相欣赏对方的公司。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交朋友。

戴维：好呀。还有呢？

弗兰：我们一起骑马，我们打牌，我们看电影。他教我如何开车……

戴维：你看，不到半分钟，你就列出了八种你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假如在下一个疗程之前我让你继续列，你估计你能列出多少呢？

弗兰：有很多。我可以想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去想的事情，或许还是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如跳伞。

戴维：没错。你可能还会冒出一些更冒险的想法。要留意，有许多事情事实上你和约翰是可以做的，而你却认为你们不能做。比如说，你告诉我你们不能到海滩去。你提醒说你是多么喜欢游泳。能不能到一个更封闭一点的海滩，这样你就不至于有这么多自我意识了？如果我在海滩上，而你和约翰也在海滩上，他生理上的残疾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最近我就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塔豪湖的北部湖滨。我们游泳时，突然游到了一个天然湖滨，那里全是一些没有穿衣服的年轻人。当然，我事实上谁也没看，我只是想要你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巧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没有了，而他却在那里快乐地与其他年轻人嬉戏。所以我绝对不相信说某个人跛了或瘸了就不能到海滨游玩了。你认为呢？

如此“难而现实”的问题能够这么容易地就得到解决，或者说像弗兰这样棘手的抑郁症状能够以这样简单的干预方式就改变了，对于这种看法，有人或许会耻笑。事实上，她确实报告说她的不舒适的感受已经全然改变了。治疗结束后，她感觉这是她多年来感觉最好的时候。为了巩固这种进步，她显然还需要继续努力，花上一段时间来改变她的思维方式，以保证她能够克服围着复杂的心理之网旋转并且陷进这个网中的坏习惯。

失去工作

由于西方文化中广泛流传着个人价值和幸福生活的能力与一个人的职业成功密切关联的看法，所以许多人会发现面临着失业威胁和失去谋生能力的威胁，一种潜在的无能感侵扰着他们。基于这一价值体系，似乎认为情绪上的抑郁与财务损失、职业失败或破产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认为这种看法是显而易见和非常现实的。

如果你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认为你将对哈尔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