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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更多的篇幅来展现故事的第二条线索，把他笔下的两位英雄罗朗与摩冈的数次交往和反复较量描绘得有声有色，极有气势。作者把罗朗安排为拿破仑的亲信副官，而让摩冈成为卡杜达尔手下的第一员得力干将，这样做不仅把两条基本线索紧紧地扭合在一起，而且大大地增强了整部小说的时代感，同时也使罗朗与摩冈双雄之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两人私交甚笃，摩冈还是罗朗妹妹阿梅莉的情人，但因各为其主，所以才誓不相让，正如摩冈本人所说：“不为个人的事争吵，要为大家的事业。”因此，罗朗与摩冈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以拿破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和阴谋复辟的保王党人之间的生死搏斗。罗朗与摩冈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两雄之争当然也是作者的创造，但是在作者艺术匠心的安排下，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大仲马本人对于他的这种写法是颇为欣赏的，在《双雄记》里他就做了这样的表白：“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我写的东西读起来真假难分，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在我创造他们的场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后来真以为确有其人。”在我们看来，这段话倒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大仲马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历史的钉子上挂他的小说的。

大仲马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闻，而且随时随地都注意对人对事物的细密观察，他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本领：可以把他接触到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全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充分掌握了小说创作的特点，善于抓住读者的心理，重视结构安排的灵活性和写作手法的多样化。我们知道，大仲马对于英国作家司各特是十分叹服的，他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曾经做过认真的研究，但是并不一味地模仿。司各特往往在作品开始时就对他的人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写，大仲马却不，他认为小说从第一行起就应该深深地打动读者，所以作者不必在开头部分进行冗长的叙述和描绘。因此，他只用寥寥几笔把他的人物略加描绘之后，便立即转向情节的开展和对话的铺陈，用紧张有力的行动和鲜明生动的语言来完成对于角色的塑造，使读者很快地沉醉在曲折迷人的故事情节中。由于他的作品常常在报纸上连载，所以许多章节都是在高潮待起的紧张时刻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更加急于了解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像《双雄记》里约翰爵士夜探赛荣修道院、拿破仑与摩冈会见、罗朗追踪摩冈、罗朗与约翰爵士决斗等等章节都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

大仲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文笔泼辣恣肆，犹如滔滔江水。然而他写得太快太多了，有时甚至几部小说同时进行，于是自然便出现了一些缺陷或败笔，如故事情节发生混淆、重复，有时还会出现矛盾、漏洞，而且某些地方则不可免地醉心于猎奇或落进俗套，如《双雄记》里关于摩冈和阿梅莉的爱情描写虽然相当动人，但仍然没有摆脱“英雄美人”的案臼。尽管这些缺陷往往被他那生动离奇的故事和奔放无羁的才情所掩盖，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文学创作商业化的倾向在大仲马身上的反映，从而影响到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有过这样的批评吗：“这种随便应世的市侩作风，妨碍了真正的发展进程，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应该说，这话虽然说得过于严厉，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完全摆脱商业化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就连戈蒂埃这样的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鸣清高的文学家，有时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吗？大仲马自然难以免俗。那么，就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马同巴尔扎克、雨果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听到作者为人间不平而发出的愤怒呐喊和正义的呼声，看到他对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想的追求。总之，他们的作品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诗一般的光辉，而这些却往往是大仲马的小说里所缺少的。仅就《双雄记》这部小说来看，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致使在作品的后半部中两雄相斗似乎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营垒之间的斗争脱了节。再者，作者对于罗朗与摩冈“惺惺惜惺惺”的侠义心肠作了过分的渲染，从而减弱了罗朗这个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