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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Ru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茭。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20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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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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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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