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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然。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

战场瞬息万变，令人莫测。各级战斗部队长应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沉着应付；亦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把握战机予敌重创。战略之拟定，乃战争开端或某地区战斗实施的一个用兵构想。战场变化多端，所拟定之作战计划不一定皆能一一达到战略之构想，因之，战略之运用必须灵活，随战场的变化而改变，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为应变迅速确实计，还应授权战斗部队长，遇到非常变故时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如下战例：在同一战略策划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则胜，用于衡阳会战则败。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用于攻城，我长沙外围友军亦能用命，适时形成反包围形势，敌处于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战略构想。

衡阳会战，敌有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战略改变。用两个师团攻打衡阳，主力攻击我衡阳周边各点友军，最后才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而我战略，仍墨守成规一丝不变，坐待一点一点先后之惨败，倘若不是第十军能在衡阳奋战，歼敌五万，这一仗才丢人呢！

略谈大陆军事补给概况：除战场无现场补给外，部队战斗损耗后，以往有三个补充途径：一为统帅部命令后勤及人事各承办单位，指定某部队补充之。二为统帅部各承办单位，依据部队损耗状况，签呈补充之。三为部队长神通广大，用人事关系或条件，由各承办单位向上签办之。补充既然如此艰难，人微言轻之部队长，则更难以得到补充，只好避免损耗保存实力，“避免损耗者，不力战也”。

以第十军而言，自北伐以来，乃蒋公口袋中军事王牌之一，无役不参。常德之役损失过半，竟半年余得不到丝毫补充，足见统帅部那些大小幕僚们蒙蔽欺骗其上，操纵把持其下，宵小弄权。或者，第十军乃无人照顾之孤儿给忘了？衡阳会战爆发，委员长蒋得悉第十军常德之役后未曾补充，他老人家可能大发雷霆。因此，俞飞鹏部长亲莅衡阳，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临时抱佛脚，只能在粮弹器材方面补救。武器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兵额则毫无帮助。补充兵须经训练后才能发挥战力，何况临时也抓不到兵。俞部长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就算了。这不是有计划的作战，而是敷衍塞责忽视其战。

曾有外国高级将领评论我军事制度云：“我很奇怪，中国国军有血气能战肯拼的部队，有如在太阳之下滚冰球，愈滚愈小；投机取巧的部队，反而有似雪地上滚雪球，愈滚愈大。”其意指我军事当局，无是非无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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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而误国

北伐时期，我官兵正气凛然，人人奋战，绝少不尽职者，故战无不胜。因俘获敌之武器装备及敌兵，自己补充尚有余，上级司令部的指挥与补给方面皆显示不出错误之处。江西剿共，部队长失职者开始萌芽。抗战军兴，至中期以后，部队长欺骗、谎报、虚伪、避战。逐渐加深。这类恶习之养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各级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无有效策略应战之情形下，只好用权力以上压下，一再勒令战斗部队长，限期达成任务。战斗部队长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时，则谎报军情以卸责。上下不能坦诚合作，战略与战斗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与强敌作战，不是有如去杂货店买酱油一去就得，战斗之胜负，必须经一番惨烈搏斗而后定，若敌我势均力敌时，战斗时间势必拖延下去。如衡阳之战，敌人预计于一日之间攻克，事实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战场上，上级对下级只能用有弹性方式指导部队作战，不可硬性限期强令战斗部队完全任务。不能如期达成任务时，以军纪而言，战斗部队长是要负责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在强人所难之情形下，战斗部队长该是何种心情！不但对上级失去信心且产生怨恨心理，战斗不能达成上级要求时，只好违心谎报以伤亡惨重粮弹告罄，不能续战。藉以搪塞其责。高级司令部真伪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