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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达，才茅塞顿开。原来，到了一九八三年农民才被允许购买拖拉机，而且，依然是限制“小型”的，并强调“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和油料供应的可能，规定可行的计划销售办法。”

听到严宏昌这段遭遇，我们曾请教过从安徽省农委领导岗位上离休在家的周曰礼，他参加过*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讨论私人能不能购买拖拉机、汽车及其他大型农机具；讨论私人能否雇工。会上意见相左，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周曰礼当时忍无可忍，放了一炮，他说：“既然已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应该包括一部分农民。不是农民能不能购买拖拉机，这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农民迫切的要求，不光应该允许，我看还要积极鼓励。”会上分歧最大的，就是雇工问题，严格规定私人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雇主就有成为资本家之嫌，划入被打击的对象。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是：*在《资本论》里论述“转化为资本所需要最低货币额”这个命题时，曾举例谈到当雇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时，他就有可能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当时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本本主义”气氛之令人窒息，由此可见一斑！

县里来人教训了严宏昌一顿，这件事，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更叫严宏昌感到恼火的还是，他从来人的话里听出，万里不仅看了信，还给他回了信，只是被公社扣压了，县里通知不能交给他。他当即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不在，他找到了副书记马德全。

马德全证实有这个事，严宏昌说：“信不给，可以告诉我万里在信里讲了些什么吗？”

马德全的回答十分明确：“县里有交代，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严宏昌大惑不解。

马德全说：“这是纪律！”

那以后不久，*肯定“凤阳经验”的讲话逐渐被公开，再加上中央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以及一些媒体对小岗的广泛宣传，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的人，便随之络绎不绝，以至连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寨大队、大庆油田也派员前来，先睹为快。

这天，南京军区一两千名官兵，在县委副书记周文德的带领下，来到小岗。周文德还像以前一样，派人去找严宏昌，请他出面接待。可是这次，严宏昌不干了，他要周书记另去找人。并说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岗生产队队长，又不拿一分钱工资，没有这个义务；而且表明，今后县里来人找小岗联系公务，他将一概不接待。

周文德看出严宏昌有情绪，询问他怎么回事，了解到严宏昌是因为给万里写信，只是想向中央领导报个喜，顺便表达一下自己想买台拖拉机的愿望，就遭到县有关部门的粗暴处理。周文德听后，也觉得县有关部门这样做确实不应该，便劝了严宏昌几句，并答应这事他将设法帮助解决。果然，周文德没有食言，不到一个月，就帮严宏昌购买了两台四轮拖拉机。其中的一台，严宏昌让给了承包田同样分得很远，也需要拖拉机运输的严学昌。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3）

这件事又让严宏昌在小岗人面前赚足了面子。

但是，也有让严宏昌感到难堪的事情，这就是：既然*都肯定了大包干的“凤阳经验”，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官复原职”，再当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呢？那段时间，他有些失落。

队里的事问不上，严宏昌还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当然，到了这一步，他不可能再出去搞建筑，重操旧业当包工头，因为这时“小岗”已是声名鹊起，他更不可能就这样离开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地方。不仅不离开，还想“锦上添花”。

当村民们沉浸在吃饱穿暖已很满足的喜悦之中，严宏昌却又动起了脑筋，寻思着如何利用“小岗”的这种社会资源，兴办企业。他很清楚，小岗的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但一家一户就种这么点地，只能管温饱，要让大伙真正富裕起来，让小岗变个样，就必须办工厂。

“办工厂”这一想法，就这样开始扎根在了严宏昌的脑子里，以至成了他后来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改变的梦想。

办个什么厂好呢？他想到了烧砖，先建一个轮窑厂。这么多年，他在外搞工程，成天就是跟砖瓦打交道，凤阳这么大，也只是临淮关有座土窑，用砖还得跑到蚌埠去解决。他想如果县里能够在资金上给予一点扶持，他愿牵这个头，为小岗兴办这样一个集体企业。何况小岗也有着兴办轮窑厂的条件，村西头的土岭上就有100多亩地，“*”期间县林业局曾在那里搞过板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