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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克雷孟梭临终前要求正对着德国而葬。他倾其大半生警防法国之强邻，这样说毫不过分。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年仅28岁，是法军战败后依然战斗在巴黎的青年共和军的一员。他目睹了城市的饥荒、法国政府投降及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代表，他反对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作为一名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并最终作为总理，他一直发出相同的警告：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由于德国对法国的罪恶行径，我一生所有的恨全部给了德国。”1871年之后，他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只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说，问题不在法国，“德国认为主宰他人意味着胜利，而我们不认为战败就要受奴役”。

为了争取胜利，克雷孟梭始终认为法国需要联盟。1914年之前，德国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其工业、出口额及财富都在增长，而法国则停滞不前，且出生率下降。现在，纯粹的士兵数量在决定战争胜负时影响力变小，人们很难想像在当时召集大规模军队前往战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许可辩论中，克雷孟梭对法国参议院说，对德和约“没有明确指出法国人必须多生孩子，但这却是包括在内的首要大事”。这些劣势是法国人求助于其宿敌——东部的沙皇俄国和海峡对岸的英国的原因，他们需要借助俄国的人力和英国的工业及海军力量抵抗德国。1918年，形势大变，但内在的不平衡依然如故。德国人仍然比法国人多，基础设施大体完整的德国多久能够恢复经济呢？而且，现在法国也不能指望俄国了。

和会期间，法国盟国对法国的顽固、贪婪和强烈的报复心非常恼火。他们没有遭受过法国所经历的苦难。列有一战和二战死亡名单的战争纪念馆遍布每一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向人们讲述着法国的惨重损失。四分之一介于18岁和30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死于战争，共有130多万。而战前法国总人口是400万。法国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交战国都高，而且还有260多万士兵在战争中负伤。在北部，大片土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带有一排排十字架的战壕纵横交错。在战斗最惨烈的凡尔登周围，生灵涂炭，鸟声绝迹。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动力的煤矿被淹；工厂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被德国抢走。6，0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战前曾出产法国20％的粮食，90％的铁矿和65％的钢铁，现在完全被毁，如果威尔逊早点去法国亲自看看这些损失，或许更能理解克雷孟梭的要求。

和会中，克雷孟梭想把所有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代表团动用了法国最好的人选，但在和会最初四个月却根本没有会面。令他们气恼的是，克雷孟梭很少咨询外交部的专家。他曾邀请来自大学的专家起草法国经济及领土索赔报告，并出席和会中多如牛毛的委员会，但对他们也不重视。来自伦敦的聪明的老头保罗·康邦抱怨说：“他的想法毫无组织，工作不讲方法，所有工作及责任都集于一身，因此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这位78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每天接待50个人，日理万机，而这些本应该交给部长大臣们处理的……我在战争中都没有像现在和谈时这么难受。”

巴黎（2）

克雷孟梭的外交部长毕勋和蔼、懒散、优柔寡断，他每天早晨接受指示，从未想过不服从命令。克雷孟梭非常喜欢他，但却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喜欢。有一天，他突然问：“谁是毕勋？”有人回答说：“你的外交部长。”“原来如此，”他说，“我都忘了。”还有一次，毕勋和一帮专家在幕后耐心等待会议开幕，克雷孟梭嘲笑鲍尔弗的顾问太多，鲍尔弗反讥道：“他们的工作和与你在一起的更大的一帮人做的事一样。”克雷孟梭气急败坏。转过身向毕勋说道：“统统出去，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克雷孟梭也讨论问题，那就是晚上在他房里，与包括忠实助手亨利·莫达克将军，聪明但令人讨厌的安德烈·塔迪厄以及实业家路易斯·卢舍尔在内的一小群人。他让警察看着他们，让他们时刻保持警觉。每天早上，他都会给他们发一份材料，里面详细记录了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