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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威员，风头最健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一一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一一“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销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远飞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西南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

“独裁！**！”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又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5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夭呜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里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一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5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给了经费什么的……．．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