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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涉。

第二轮谈判自8月7日开始，至8月14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威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了“1日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和国民党“三国四方”

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

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无论是沦陷区或者是大后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这次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美国驻重庆的情报官员们向其政府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部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叨％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桔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

以上是外国人的记述，从中反映出了抗战后中国的交通业瘫痪的实际情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重庆这地方日本人进不来，但中国人又出不去。日本投降正值8月，连续暴雨使江水猛涨，当时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几条1日轮船，想运送成千上万的乘客，犹如杯水车薪。

许多人只得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至贵州、广西，最后从越南走海路辗转广州、上海。

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棵结满鲜桃的大树，够蒋介石吃一阵子的。其中南京、上海、北平、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的大桃子。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在调用了大后方全部的运输工具之外，主要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军人和老百姓，还需要将100余万名侵华日军和几百万日本侨民遣返回国，这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压力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蒋介石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其接收华中和华东的大中城市的港口时，比较顺利，京沪一带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摘到了“桃子。”

但是到山东和华北地区摘“桃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当时，通向北方的道路，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被人民及其武装扒得破破烂烂的。从10月下旬开始，有十多天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无法通车。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令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视察津浦路，只见“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依照片所示种种迹象，均可证明为有计划且备新式破坏工具之破坏行为。”

10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算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也是很受蒋介石的赏识的一个。

这位出身于陕西米脂县的国民党将军，1924年6月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时他刚满20岁。由于他聪明好学，肯干，能吃苦，对蒋介石又特别忠心，蒋介石越来越信任他，他的官运自然也就十分亨通，不到40岁，便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在艰苦的长城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