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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时间衡量的话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显然，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又远非仅仅通过这么偶然碰面时的三言两语能够评说得出。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遇到过康维，哪怕只是一小会，都会对他留下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青年他确实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记忆便更富于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满酒，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很优秀，而且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的成绩时用“了不起”一词来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这一雅号，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流演员；他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讲给卢瑟福，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个贬义词‘万事通’来形容那些广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像维兰德这样的人。对维兰德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地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兜漏出来’，就像是皇帝写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沉默了许久，车子已驶过几个街区。这时，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白熬。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的经历，听桑达斯说起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以前也曾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点。而现在有两条小小的理由相信这件事了。我敢说你会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很多时候都在走南闯北，也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是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不会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与维兰德讲知心话，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珍闻》杂志一样。我更愿意跟你谈谈心里话。”

“也许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专家的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应光顾的）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还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想法都说给他听。卢瑟福说道，“没错。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维的烦恼。”

我们到了酒店，他到办公室取来了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都不着边际，而事实上，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活着。”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适场合。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煤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