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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1962年9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1)
炮轰学在中国还是空白—— 做成第一块聚焦元件:坐标一号—— 一个窝头两个人分着吃——“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两个方案的争论—— 事实说话,民主决策——以陈能宽方案为主取得成功—— 王淦昌方案后来也做成了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1960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杰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4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那时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说是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当时任二室副主任,陈能宽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药成型工艺的研制工作。吴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制工作。一开始,我领着二、三组的同志消化苏联设计二分厂各子项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请苏联专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艺、炸药、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都是一句也不讲。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叫17号工地,在官厅水库那边,加工工房才刚开始建,但上级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拿出炸药柱,打响第一炮。看样子五一节以前工房还交不了工,我们只好搭起帐篷做工房,在帐篷里搞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注装炸药,主要的单质炸药一个是TNT,再一个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须用铝和铜的,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那时候没有啊,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买那些铝盆铝锅铝勺什么的。熔药桶是两层的,夹一层,中间要通蒸气。我们在车间焊接这个熔药桶时没有模具,就想了个笨办法,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以后装在圆筒里边,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下来一场山洪,把我们的帐篷工号都冲掉了,我们刚焊接好的熔药桶也都给冲到了官厅水库,去找回来一看,全碰坏了。大家心里难受,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帐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从头开始搞。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随后,边生产边研制出各种不同规格的炸药零部件,满足了四、五组同志做爆轰试验的需要。在这期间,我们上了混合炸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药柱不能有缩孔,也不能有裂纹。我们加工车间条件不具备,做不了那个球,因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别不好做。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们厂子,把情况一说,厂长书记二话不说就给了两套小球模具。我本来跟他们说明白了,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东西的,不要钱,白送。
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1881年。中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17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启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刘文翰1960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9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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