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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就将基因的复制看作为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对于基因是怎样复制自己的，他头脑里有一种非常牢固的看法：基因开始时是两种互补结构的复合体，每一种结构是创造另一种结构的基体，两者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复合体。他曾经迷恋过自己这一美妙的结构，甚至达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并且估计以后一定会有生物学事实来证明其正确性。

切加夫则认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鲍林“没有利用自己的成果”。威尔金斯认为鲍林“只是没有亲自动手试一试，他本人甚至不愿花上五分钟时间真正研究一下这一个问题”。舒梅克则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概括，认为鲍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安排足够的人力去搜集充分而过硬的数据。里奇补充说，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在考察鲍林的模型时，还不够挑剔，因而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他说，“他周围的人也不够卖力。”

对于自己是怎样迷失方向的，鲍林有他自己的想法。开始时，他埋怨自己使用的X光照片。鲍林在访问卡文迪什后一星期左右，就致函德尔布吕克，说这些糟糕的衍射资料使他抓不住要领。“我们手头的X光照片是里奇博士拍摄的，本质上与若干年以前阿斯特贝里和贝尔拍得的照片并没有两样，实际上这是两种类型的分子重叠一起的结果。……科里和我曾想找到一种结构，它既能解释一种类型的主要特点之一，又能解释第二种类型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后来，他又更加强调是因为把DNA的密度搞错了，这一错误导致了三链结构的设想。“我误入三链结构的陷阱，原因在于我不清楚这些化合物中水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他这样说道。“这种化合物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质是水，核酸则不到三分之二，因此，我在计算过程中忽视了水的含量，从而得出了三链的结论。要是水含量计算得正确的话——我没有意识到水的作用这么大——那就会得到双链结构了。

鲍林还责备自己对DNA的成分缺乏有关的知识。“如果我们对嘌呤和嘧啶进行过一些研究的话，那么我就会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就可保证研究工作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然而我们对嘌呤和嘧啶根本就没有作任何研究。

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是谈论到问题的外表，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鲍林之所以在DNA的研究中跌了跤，可以归之于两方面原因：浮躁和自负。他急于求成，因为DNA是当时最大的研究课题，要是他不去攻克，就会有别人——很可能是某个英国人——很快去抢占这一个高地。尽管他否认自己在DNA结构问题上在与英国的学者竞争，——“我并未感到自己在与沃森和克里克竞赛，”他说道。“倒是他们认为在与我竞争”——实际情况是，他确实在竞赛，对手不是沃森和克里克，而是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特别是还有他的老对手劳伦斯·布拉格爵士。鲍林之所以希望很快就公开自己的DNA结构，目的就是要打败布拉格的课题组，打败威尔金斯的课题组。但是，他还没有把研究的准备工作做好就想碰碰自己的运气了。

更为重要的是，他急急匆匆地行事，原因还在于，他认为自己有办法补上留下的漏洞。他在阿尔法螺旋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变得很自信，认为自己完全能跳跃着前进。他在30年代后期作出的基本假设全是正确的；在15年中所作的深入研究全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关于氢键、平面肽键和非整数循环等所作的探索都得到了正确的结果。只要他坚持在他所熟悉的化学领域里驰骋，他就无往而不胜。

阿尔法螺旋给他套上了成功的光环，同时也让他染上了自负的恶习。在解决了阿尔法螺旋问题后，他以为自己不再需要做别人需要做的那些研究的准备工作了。很清楚，他是世界上解决巨分子结构——甚至包括其他各种分子结构——的最佳人选。他知道，自己曾用两年的时间将阿尔法螺旋的基本结构正确地装配起来，然后才发表有关的结果。在这长长的两年中，布拉格随时都可能找到其答案，将自己甩在后面。那时，鲍林曾一再迟疑不决，因为他吃不准5。1埃这个X光反射的数据，经过试验才观察到，这个数据根本与结果无关。他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对结构正确性所具的敏感。他知道自己的三链DNA结构实在太紧密，知道带有负电荷的磷酸存在着互相排斥的问题，但是他相信这些问题以后必定会得到解决，正如在阿尔法螺旋问题上，那个迟迟无法说明的反射现象最终还是作为盘绕螺圈的特性得到了解决。在他的模型中心部位装磷酸，看上去是那么漂亮，那么巧妙，不可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