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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地去做这些事。

但是，可以预料，这要有一个过程，而在实现我的目标之前，将有很大的阻力。因为农民只看眼前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中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会自觉不自觉的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和制约。

其实，我们的事十分简单，只要死心塌地的爱就解决问题了，没有人可以阻拦的。然而在中国，十分简单的事也会变得万分复杂，不可低估传统思维定势和国民劣根性的力量。

我们的两地书是放在公社中学到她家的一个瓜棚的墙坷拉里，抽开坷拉就可以看见。当我拿到以后，只见上面写着：

木子：你好。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一个字：等。两个字：坚持。三个字：自信心。四个字：决不放弃。五个字：要有主心骨。六个字：不管发生什么。七个字：等我到高中毕业。这28字真言；你只要牢记就行了。

后来，就再没有看见这本两地书。一打听才知道她已经转学到很远的地方念书去了。没有办法打听到她的具体情况。她的家实行了消息封锁。而此时我已经搬到临河市郊区，把户口下到跃进公社农科站；实现了我许诺的第二个计划。因为无法告诉她；从此，我与她音讯皆无；失去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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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可恨！有心栽花花难开（8）

8．我在跃进修配厂上了班，负责绘图和写材料，这本是个闲差，基本没有什么事，每月工资25元钱。白天就看书，晚上实行我的第一个计划。我开始写作一个短篇小说，是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题材的小说。我将稿子投到盟文化局，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创作学习班的通知。这无疑给了我很大鼓舞，也让厂子的同事对我另眼看待，尤其是我二姨更是大力支持，给了我10斤全国通用粮票，厂领导觉得给他增了光，准了我七天假。

我在会上认识了许多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大大开了眼界。会上经过修改，我的小说定名《三条腿的椅子和没腿的耧》，受到创研室老师的好评，并决定放在内部出版的结集第一篇上，盟文化局刘局长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可见这篇小东西受到何等的重视。

散了会回到厂子，就接到我家里的一封信。信上说：我原来教小学的同事说教育局对我的“掸离职守，除名”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可以平反。让我赶紧回去办理此事。

这真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只要能够办成，我就是北京的城市户口，我就有了国家正式教师的工作了。无疑，给我的身价又增加了太多的砝码，因而创造了我与小萃之间的姻缘成功的有利条件。要知道，能够去北京大城市是多少河套女子的梦想啊，她的家里人一定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当我回到北京，我就顺便去了中国少年出版社，将我的四本日记本长篇小说〈灵魂塑造者〉的初稿，亲自送给了一位编辑。

教育局负责同志按照规定说：“你这事可以平反，但必须有当时的处理决定原件，”

我说：“1961年到现在，有19年了，那原件我手里根本就不存在了。有当时的校长证明，行吧？”

“不行，这是规定。我在教育局档案里也没有找到那份处理决定，估计是将它连同你的档案一起转到你们公社的派出所了。”

我又去公社派出所，他们说已经将你的档案转到河套那里的临河市公安局了。

正好，我在文学创作班上结交了一位朋友，他的老婆就是公安局管档案的，他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对这个关系我前途命运的大事非常支持，并说服了她老婆将我的档案给我拿出来了，因为正好下班了，她就让我回家去看有没有那份处理决定，明天再给她送去。

我回家一看，根本就没有那份处理决定，只有我填写的教育局的履历表。我大失所望。但是，我立刻想到了可以自己打一份处理决定，放在里面。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啊，为了杨小萃，我决定冒一回险。

我考虑了一下：教育局调我的档案是直接向公安局发函，由公安局直接给教育局寄过去，绝对不会认为我在档案里做了手脚，可算是万无一失。

我找到了一个单位的打字员，我花了500元——我所有的积蓄，走后门弄了个假处理决定。

那个打字员说：“这个红头文件跟真的一样，基本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教育局的公章，成不成可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说：“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是我从中做了手脚，只是以为，是他们当初忽略了，忘记了盖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