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的几个大饭店经理们的配合下，最终解决了部分住宿问题，大大缓解了我们的精神负担。

和现在举办奥运会比较，当时除了缺乏经验，运行设计漏洞较多外，也确实少了一点人文关怀。局限于当时菲薄的物质条件，我们的577名联络官和联络员吃了不少苦。他们克服了食、宿、交通等多方面的困难，默默为亚运会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结果来看，也不全是坏事。困难磨炼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教师和干部，这些人中有很多后来成了各方面的精英。

但凡组织大型活动，巨大的成功都是组织者和方方面面人员辛苦努力的结晶。在人们看到的堂皇的外表下面都有不可言表的困难和艰辛。这是办大赛的规律，亚运会更是“摸石头过河”。

当时领导让我和袁斌同志带两名年轻人到亚运村内设点，主要是想让我们通过500多人的联络员队伍，把一些敏感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时收集起来，反映上去。但我们一接手工作，才意识到大量的后勤、服务工作成了我们工作的主旋律。好在组委会领导层积极干预，主动协调，加上袁斌同志与北京市各口的关系较熟，我们才较快步入了正轨。

但在开村前半个月内，为解决我们联络员团队的食宿、交通困难，实在分散了我们太多的精力。要不是北京大学外事办的支持，我们这支500多号的队伍连开个全体会议的场所都难寻。最后一次全体联络员会议实在找不到地方，又正赶上下雨天。没办法，只能在亚运村升旗广场让大家打着伞冒雨听我讲话，我当时讲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要切实准备吃苦，亚运会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挑战。工作难度大，物质条件艰苦，一定要迎着困难上，搞好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我用手提喇叭高声地鼓动着，500多名同志在雨中凝听。许多人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但仍然斗志昂扬。当时的氛围真有点悲壮。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东一个培训，西一个讲座，抢时间完成了培训计划。其中不乏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有关单位领导专家的直接授课。魏纪中、屠铭德同志结合亲身经历的讲课受到了大家最热烈的欢迎。组委会领导伍绍祖、何振梁、徐寅生同志十分关心联络员队伍的培训工作。三位副秘书长朱祖朴、刘兴、马贵田同志还多次找我研究，组织我们这500多人的队伍参加了三次组委会全体合练。后来证明，联络员参与合练，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实践知识，而且也发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亚运村1990年9月7日上午10点举行了开村仪式，吴学谦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焦若愚村长和霍景林、许放副村长等为了使亚运村正常运转花了不少心血。特别是许放；是个很能张罗的人，他是我北外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又一起从北外被调到国家体委工作。我们在体委，长期是邻居。许放同志组织能力强、有号召力，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开村的当天下午，国家主席###就来村进行了视察。

9月8日，亚运村正式迎客。袁伟民团长率东道主体育代表团399名团员第一批进村。紧接着是中国台北代表团33人入村。随后是尼泊尔、中国香港、韩国等代表团相继入村。我们的联络员立即进入了实战状态。好在开村前培训期间和三次合练阶段我们发现和解决了大量问题，所以开村第一天正式工作衔接较为顺畅。

在开村前我们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可谓无奇不有，当然这些问题不少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首当其冲的是继续在现场调整各代表团住房位置，使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政治背景的代表团在住房问题上不发生矛盾。

北京亚运会的60个日日夜夜（4）

我们试住的亚运村房间水管和马桶到处“跑冒滴漏”。

老挝体育代表团要在云南陆路入境，云南边防由于未收到相关通知，不开放边境口岸。

中越边境当时尚未开放，铁路未恢复，且不少地区仍有地雷，越南代表团如走陆路困难相当大。

军队的有些练习场馆，同意境外人员训练，但不允许照相、摄像。

有几个讲小语种的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我们给他们配备讲英语的联络员。

类似问题十分繁杂，不一而足。好在问题发现得早，我们都一一给予了解决。

开村后，随着几十个代表团的陆续进村，许多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重要问题之一是伊拉克问题，由于伊拉克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导致许多亚洲国家坚决反对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但难点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