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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意思了365。

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日本小说是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发表于《新青年》。现在他与鲁迅打算专门编译一本集子，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经过反复讨论，周作人于八月拟出目录，以后又有修订366。他说：“日本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成就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中国与日本因有种种的关系，我们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367《现代日本小说集》专门介绍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文学，与《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以及《点滴》之涉及多个国度、不同年代自有差别；就编法而论，《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均照录各篇在报刊发表时译者所撰附记，《现代日本小说集》则由周作人重新编理一份作者介绍，附于卷末，体例更其严谨。可以说此乃“选集”，彼为“汇编”。其一致之处则在于所推举的均非英法德美等外国“主流文学”。周作人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368所强调的正是此种独到的取舍倾向。他自己选译的日本现代小说，与《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所收篇章有一点相近，多为细腻委婉、悲哀寂寞之作。在介绍“弱小民族文学”和现代日本小说总的方向下，周作人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口味，大旨仍不背离当年《哀弦篇》中所说，而更趋质朴含蓄；“悲天悯人”四字，约略可以概括。《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编就；《现代日本小说集》则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完成，收录周作人译作十九篇，鲁迅译作十一篇。二书由胡适经手，分别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和一九二三年六月列入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出版。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8）

一九二一年十月周作人通过英文转译了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妓女对话》中的三篇，即《大言》、《兵士》和《魔术》，十一月翻译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情歌》，十二月翻译朗戈思的小说《苦甜》369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还有重新翻译的台阿克利多思的牧歌《割稻的人》和海罗达思的拟曲《媒婆》，均在《晨报副刊》“古文艺”一栏发表。此前他在病中写过一篇短文《胜业》370，有云：“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他打算“行贩”的显然不止是《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之类，还扩展到古典作品。这与不到一年前他的意见颇有不同，那时说：“陈胡诸君主张翻译古典主义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此刻，大可不必。那些东西大约只在要寻讨文学源流的人，才有趣味；其次便是不大喜欢现代的思想的人们。”371现在他恰恰是从中发现了“现代的思想”，就像关于路吉阿诺斯的对话所说：“古今相去千七百余年，但人情没有变化，读古文书，仍有现代文艺的趣味，所以译他出来。我想古典之有生命者，不以古而遂湮灭，正犹今‘典’之无生命者不以今而得倖存。”372此种眼光，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之译介希腊拟曲。但是这回意味着他的思想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人道主义思潮为依靠，逐步转向以古希腊文明为根据；而在他看来，“希腊是古代诸文明的总汇，又是现代诸文明的来源”373。可谓“追根溯源”。“人情”一词，也可形容周作人对包括狂言等古代作品在内的整个日本文化的把握；而他对狂言的欣赏还在于趣味相投——这与古希腊和他的关系相比，要更具体一些。就像他所说的：“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学之一种，用了当时的口语，描写社会的乖谬与愚钝，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白，所以没有那些俗恶的回味。”374这是周作人翻译路吉阿诺斯和日本狂言的起头，以后两方面都卓有成就：前者晚年有直接译自古希腊文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后者先出版了《狂言十番》，又增补为《日本狂言选》。

五

周作人说：“一九二二年春天起，我开始我的所谓文学店，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一栏。”375从作为开场白的《自己的园地》起，到最后的《情诗》，共十九篇。开宗明义就讲“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其中或申说文学观念，或具体评骘作品，以后被阿英誉为“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376。后来他即以这年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