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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则是：“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252周作人如果接受这一主张，意味着将放弃与鲁迅、许寿裳等自民报社听讲以来在语言方面一直坚持的复古立场。——如前所述，这一立场本有革命意味，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以后他说：“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253然而周作人完成自己的“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这年六月，他翻译俄国梭罗古勃（Федор　Кузмич　Сологуб）254的短篇小说《未生者之爱》和一组寓言，仍然使用古文——这也是将来补充进《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最后内容，是他以文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收笔之作。九月，翻译英国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255，正文采用白话，所作附记仍为古文。着手起草的欧洲文学史讲义也是古文。到了十一月，他为此前译的《古诗今译》作题记，才是“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题记经过鲁迅修改补充，说明鲁迅的立场也已转变；虽然他自己写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还要迟些。其实非但他们俩如此，《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以及继起响应的钱玄同的《致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都是文言。《新青年》至次年一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才宣布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

周作人完成这一转变如此缓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看来，问题也许并不像胡、陈所说那么简单——他针对《新青年》下的“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的考语，就流露出这个意思。这年七月，发生张勋复辟，周氏兄弟避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一周后才返寓。周作人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256所受“刺激”和“影响”的结果就是：“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257于是也就不仅仅满足于“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了：“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该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258——尽管胡适也说自己与陈独秀“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的改革”259，究嫌过于枝节，亦过于浮泛；周作人提出“思想革命”，则是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十年来他与鲁迅一直这样主张；现在时机到了，所考虑的也更深入，更透彻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3）

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260鲁迅曾记录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话261；钱氏自己则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262“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