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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只支付自己4。8万美元的年薪。现在面临的考验是她的模式是否也能在索马里、苏丹、乍得、埃塞俄比亚和中非共和国成功推行——由于部分国家饱受战争冲突的蹂躏，在这些国家工作相当危险。

小规模运作良好的计划，搬到非洲大舞台却效果不佳，这种情况历史上早有先例。不过至少在索马里，初期迹象令人振奋。而莫莉也在疑惑，不知道“托斯坦”模式能否套用在终止其他有害的社会习俗，比如荣誉谋杀上。在非洲其他地方，别的团体也从反对外阴切除的运动中获得了动力。一些思想开明的埃及人逐渐开始公开反对这项习俗，其他救援团体——包括“关怀”，也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的一些当地草根团体特别令人刮目相看。帮助根除天花的比尔·福奇（Bill　Foege）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传奇人物，他认为外阴切除现象如果能消失，那么大多也要归功于莫莉和“托斯坦”职员的努力。

“他们做到的事情，是联合国会议、无尽的决议案和政府宣言所没能做到的，”福奇告诉我们，“非洲发展史要是写成文字，赋权女性这一步定会记上重重一笔，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托斯坦’已经显示赋权是有感染性的，不论是个人还是村庄，都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实现的。”

全世界都在悉心学习像“托斯坦”这样的组织，吸收他们的实地工作带来的重要经验。其中之一，是让大家确信进步是可能的；挑战唯有在直面问题时才能克服，至于如何克服，我们已有更好的战术。失败的大型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目标，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抗外阴残切运动，以及西方人标榜赋权女性的阿富汗救援任务，就因为那是由“高坐在树顶”的外国人所制订的。他们向当地人请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方人举办会议和改变法律的做法，在无数议题上已证明效果不佳26。如同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后来担任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说：“50年的人权机制，30年几十亿美元的发展计划，以及无数的高级修辞，把这些结果相加起来，你会发现它们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是相对逊色的。这是执行上的失败，其规模之大，让我们全都抬不起头来。”

相反，有些计划则产生了惊人的改变：托斯坦、奇迹基金会、乡村银行、布隆迪“关怀”计划、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印度的“自雇妇女协会”和“世界自救妇女”。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计划皆是民间草根计划，所有权属于当地人，有时候比较像是社会或宗教运动，而非传统的救援计划。通常由特别优秀且有紧迫感的社会企业家所推动，这些社会企业家曾经接触过“树顶”的努力，加以改造后创造出更为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模式。对于把目标放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新国际运动，这是往前迈进的关键步骤。

女孩帮助女孩

民间援助受虐妇女的作战前线可能是在非洲和亚洲，而乔丹娜·康菲诺（Jordana　Confino）在新泽西的韦斯特菲尔德镇（Westfield）读高中时，就已经想出奉献之道。乔丹娜留着暗金色的长发，像是刚从宝座上走下来的舞会皇后。她在中上阶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认为生而平等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后来她才意识到，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优渥环境，她为此也深感困扰。

乔丹娜及与其一起从事援助工作的高中学生，代表了社会企业精神的兴起。这促进了兼职救援工作者的增加——就连那些坐在高中教室的学生都加入进来了。大约十岁时，乔丹娜受到了母亲莉萨·奥尔特（Lisa　Alter）的启蒙。母亲试着让女儿们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给她们看新闻报道，或告诉她们国外女孩所面临的挑战：看看你们住在新泽西有多么幸运！莉萨发现，乔丹娜对于别人这些骇人听闻的境遇感触颇深，远超过她的预期。

乔丹娜·康菲诺在一次以女孩的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

（拍摄：莉萨·奥尔特）

“我们谈论那些文章，尤其跟女孩有关的文章，”乔丹娜说，“有些议题令人非常难过，包括外阴残切、抛弃女婴、童工问题。大约这时，关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丑闻也被公之于世。我们全家一起讨论，如果女孩不识字，一定难逃受虐的下场。我得承认，理解和面对这些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我们开始集思广益，想看看如果把女孩团结起来能够做些什么。”

这个想法在乔丹娜的心中酝酿着。八年级时，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组队合作，开始认真讨论成立社团来专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