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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