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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有很多。

张五常先生在这一节所讨论的“需求假说”，早就被学术界称为“艾智仁—艾伦定理（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orem）”了，用简洁的话语描述就是：当同等的附加费用被加在两个相似的产品价格上的时候，消费者将增加对质量较高产品的相对消费量。于是，相对优质产品往往被运往其他地方销售或者出口。

张五常先生说，这个“需求假说”发表的时候，讨论的产品是“加州的橙”，而不是苹果。但为什么后来这个产品事例都变成了苹果，张五常先生说，是因为“艾师的假说发表后，两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不同意，为文反对。我的一个学生（）加入笔战，橙就变作苹果。今天行内的老生常谈，是苹果而不是橙了。”

我所查阅到的资料表明：

——“艾智仁—艾伦定理”的出现，起因于一位署名为的读者给《西雅图时报》的一封抱怨信，艾智仁与艾伦作为对该读者答复而提出了这个定理。当时，抱怨说，当地市场上出售的华盛顿产的苹果又小又难看，而他的朋友们送给他的、从果园刚采摘的苹果，至少是当地水果店出售的苹果的4倍大。他问道：优质苹果都到哪里去了？艾智仁和艾伦的解释是，如果在当地购买一个优质苹果要花费10美分，而非优质苹果需要5美分，那么，吃一个优质苹果与吃两个非优质苹果所花费的货币量相当。如果将一个苹果运到中东的运费是5美分，那么，在中东，一个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5美分，而一个非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0美分。于是在中东，吃两个优质苹果的花费就相当于吃三个而不是四个非优质苹果。所以，加上运费，在中东，尽管两种不同质量的苹果价格都提高了，但优质苹果相对变便宜了。

——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与发表质疑“艾智仁—艾伦定理”文章的时间不是五常先生所说的“七十年代初期”，而是1968年。发表的杂志是《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文章的题目是《运费的替代效应》（The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Costs）。这些，五常先生的文中没有提及。

——的确是五常先生的学生，但是，他参战的时间是1980年，他的文章发表在《政治经济学》（1980年2月号）。而此时，“芝大的两位仁兄（与）”对“艾智仁—艾伦定理”的质疑，已经在1978年被Borcherding和Silberg回应并解决了，“艾智仁—艾伦定理”也被他们修正了。而且，的文章主要是将“艾智仁—艾伦定理”扩展为税收理论，而不是为了“参战”。

五常先生称：“芝大的两位仁兄（与）……他们错了的是举出的反证实例：龙虾在波士顿原产地最可口，蔬菜在农村原产地比城市的好吃。这两个反证例子不能成立，因为龙虾与蔬菜都是以新鲜为上。波士顿的龙虾运到香港来，其肉缩水会少了三分之一。”五常先生声称这个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当年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若干年后才想出‘有质’量与‘委托’量这个重要分别，才知道苹果的只量是‘有质’与‘委托’的合并。糖分委托于只量，问题就清楚了。”在这节的第一段，五常先生还说：“我在这里把艾师的假说略加修改，作点补充，然后一般化地表演一下。”

但是，Borcherding和Silberg在1978年2月号的《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题为《运出好苹果：艾智仁—艾伦定理的再思考》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芝大的两位仁兄”与对“艾智仁—艾伦定理”的指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艾智仁—艾伦定理”假定产品在运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诸如损坏、腐烂或其他质量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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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张冠李戴”（2）

五常先生的其他文章也存在类似的“史实失误”。

如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中译本的序言中，张五常先生写道：“我朝夕思索三个多月，反复推断但是片段的分析总是连接不上。幸而在1981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无意中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一个较为完整贯通的理论总算显现出来。”五常先生所谓“将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即其后文所说的两类交易费用：（1）一种制度在运作时要付出的费用；（2）采用某种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运作费用和转变现存制度的费用。这个“交易费用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