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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等问题。他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努力的方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并把这些内容包括在他的演说中。

几天以后，我们在海恩尼斯港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周末，把这篇演说写好又一再修改。我同总统一起在他的别墅里工作，通过电话讨论，最后又在他从科德角穿越浓雾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工作。因为总统座舱和客舱里都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们便蹲在两舱之间没有人的通道里，边推敲边整理讲稿。他建议我们俩各自写个结尾部分，然后把两者的精华综合起来。在纽约，他把最后一份稿本朗读给腊斯克和联合国美国代表团听——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做法——然后当晚又作了最后的修订。

次晨，当他大步走上那间大厅的讲坛时，秘书长的席位空着，气氛似乎异常阴郁。总统平静地开始讲话：

我们是在一个悲痛和挑战的时刻开会的。哈马舍尔德去世了，但联合国继续存在。他的悲剧铭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但他为之牺牲的任务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居于首位……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逝世；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生命。……因为在（它的）发展中……寓有代替战争的真正的、唯一的办法，而诉诸战争不再是一个可采用的合理的办法了。……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使哈马舍尔德不致为此白白奔波和白白死去。让我们发出结束恐怖行为的呼吁。

总统说，联合国“既是衡量人类最慷慨的意图的尺度，又是实现这种意图的工具”。它需要予以加强，而不是受到藐视。

不管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空缺会有多大困难，这个空缺由一个人来担任总比由三个人来担任好。即使是三驾马车的三匹马，也并没有三个分道扬键的马车夫。

允许每一大国去裁决它自己的案件，那将使这个和平总部成为冷战的场所。……作为大国之一，我们拒绝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在自决的时代维持世界法律，比在大规模毁灭的时代走向世界战争，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回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提案，接着他以一种流露出不寻常感情的语调结束他的讲话道：

不管我们有时看来多么接近那个黑暗和末日的深渊，和平与自由的人们决不要灰心失望。因为他们并不孤立。……我们要么共同来拯救我们的星球，要么我们在它的火焰中同归于尽。我们能够拯救它，也必须拯救它，这样我们将永远赢得人类的感谢，同时作为和平的缔造者，也将永远得到上帝的保佑。

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不能说是总统这篇演说的功效。史蒂文森大使主要负责进行的巧妙的谈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总统在联合国的紧要关头给了它新的动力。三驾马车的原则被排斥了，吴丹被任命为代理秘书长，而且他的职务的完整性也得到了加强。尽管大会就印度占领果阿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尽管大会中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会员国（他们是没有参加宪章起草工作的新会员），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危险，联合国还是很有活力，而美国在其中的影响也颇有活力。苏联的倡议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反过来，我们的提议虽也遭到他们的反对，却常常仍能取胜。事实上，由于已经作出决定：把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列为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这样接纳中国的问题——在北京态度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但是，联合国的一个新危机——财政危机，几乎立即便出现了。为了缓和苏联、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拖欠对刚果和其他维持和平行动所应付的特别款项而造成的财政赤字，联合国决定发行一种临时应急的债券。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承购多达一亿美元的债券。他认识到，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笔贷款将由联合国会员国正规缴纳的款项中偿还，共产党国家对那笔款项也是按比例交纳的。如果由于联合国经济破产和分裂而在刚果这类地区造成真空，那么迟早肯定会导致大国的对抗，也就是说会迫使美国采取代价高昂得多的行动。

在总统对我国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事务上，他并不认为联合国是个可以替代美国采取行动的组织。在他看来，即使联合国有力量承担起管辖权，也不能依赖小国和中立国家去解决重大的争端，因为这些国家总是竭力想避免战争，常常容易上苏联那过分简单化的宣传的当（例如使西柏林成为没有西方保护的“自由城市”，或者把古巴导弹基地同美国的海外军事设施等同起来）。大国自身的对抗必须由它们自己去解决。联合国在制止共产党的颠覆和渗透方面也做不了多少工作，它也不能强制实行有效的裁军，或是对重大的侵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