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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在河北也没法展开有效的统治和税赋征收，军队的后勤便不得不依赖于燕云的积蓄，由于可靠的补给线太长，所以宗弼的精锐推进到青州、大名府一带后就开始显现疲软，赵立因形就势，沿着济水展开防御，金军在河南因为遇到的抵抗较弱而进军顺利，但却无法打败赵立进入山东。

而在东北，折彦冲对黄龙府的攻击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如果按照面积计算的话，吴乞买在东北所统治的领土仍然比折彦冲大，但他统治的地区大多蛮荒，所以就经济总量来说，吴乞买治下的州县还比不上辽河流域的一个零头。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这种落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在这套社会结构下的女真军民既贫穷又野蛮，又因其野蛮而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女真人就是靠这种蛮劲抵挡住了折彦冲的攻击。

从去年折彦冲领兵攻打辽阳府开始，大大小小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过；当将士们在前线拼命的时候，身处后方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宗颍战败之后，津门管宁学舍、登州蓬莱学舍、辽口军学、塘沽政学的学者们对这次战争的讨论就更加热烈了。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明明占据了上风的，为什么军队会忽然崩溃？”

自然有人总结出了战场上的各种原因，如训练，如后勤，如兵力布置，如将领才能。但当讨论一步步深入以后，学者们便再不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原因。

辽口军学的学者认为，这次战败的关键实在于齐鲁军团的“不完全正规化”。这派观点认为，齐鲁军团内部良莠不齐，部分部队如刘锜部、赵立部已可以和汉军主力接轨，王宣部实战经验充足，但训练与教育就显得不足，至于那几十万连数量也弄不明白的义军则完全是乌合之众，这部分人抗金的热情虽然值得尊重，但到了战场上所挥的作用却未必是正面的。

为此辽口军学的不少教官联名上书，要求枢密趁机整肃，将齐鲁军团的残余力量进行分流整顿，将符合要求的人选入正规军营重新训练，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归田。杨应麒对此表示赞赏，回复批文让他们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再呈上来，再呈上来的方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从义军中选拔士兵，选拔标准为何？数量多少？选出来后如何训练？训练场地该设在何处？训练人手该从何处抽调？训练经费需要多少？不符合标准的义军该如何安置？在何处安置？应该给与什么样的条件进行安置？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兵将该如何区别对待？如果士兵不愿意解甲又该如何解决？在眼前的情况下展开这个计划，对正在进行的整个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等等。

杨应麒这番回复，一连提出了五十多个问题，问得详尽而具体，这一轮问下来，把大多数开口讲空话放厥词的人都问得闭上了嘴，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来思考，或亲自前往山东、河北、河南等战乱频仍的地方考察，和各路义军一一接触。这些人里没一个拥有“名将”之类的头衔，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将官，其中也没有一个拥有“天才”的名声，但这些人肯熬肯干，做事又能脚踏实地，这一场调查持续了足足五个月才完成，又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才递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递上报告的这批军官不但有实战经验，而且经历过辽口军学的教育，部分更是毕业于管宁学舍、属于投笔从戎的年轻人，所以这次调查结束后不但让他们完成了这份如何处理义军的报告，也让他们完成了向职业参谋转变的历程。

杨应麒看了十分满意，特辟他们为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全面负责这件大事，又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资源，包括名分（经折彦冲同意后给了他们一个番号——“威远新军”）、地方（开辟出密州南部濒山临海的半个县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技术（将辽南的部分火器研和船厂移到此处）以及资金（淮子口两成的关税）。

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的席叫陶宗宪，次席叫于会春，三席叫朱谨民，全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却都因为这件事情声名大噪，威望实权一时俱重，并因此带动了辽口军学重实尚理的风气。不久汉部中枢又成立海军参谋团和西北参谋团，分别研究如何将西北、东海兵将正规化的问题。

辽口军学这帮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因此自然偏重军事。和他们不同，塘沽政学的儒生则将这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次齐鲁军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

“当然，当时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