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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而京师在上次沦陷以后又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昔日的天子脚下，今日却成罪恶渊薮。

为解决内忧外患，宗泽采取了三大策略。

第一条就是峻法治盗。他传下严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依军法处置。宗泽在两河威望素重，执法又严，不久上下盗贼渐息，治安情况日渐好转，并惠及临近州县。农民开始归家，商人也重新活跃。

第二条是在峻法治盗的同时，将已成气候的盗群收以为用。汴梁城破以后，各地起事者不计其数，这些人或为抗金之义军，或为扰民之流寇，而大多数则是抗金扰民两不误——毕竟这些起事者大多人本来就是一群饿得没办法的农民，这些人聚在一起以后没有像曹广弼这样完善的后勤补给系统，除了劫掠之外便没有更加方便的办法了。曹广弼起事之后虽然敞开大门招揽义军，但由于银术可大兵压境，所以忠武军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守战上，对义军只是来者不拒而已。有曹广弼在北部做缓冲，使得宗泽拥有了一个收服义军的时机与形势，加上他身具名份、威望、职位三重优势，汴梁又还有三四十万担粮草可以养兵，所以一竖义旗招纳流寇义军拱卫京师，登时附者如云。如河东王善、京西杨进均号称拥众数十万，前后都为宗泽所招解甲归降，宗泽动之以忠义，威之以军令，养之以积粮，化盗为兵，只数月间便有数十万人拱卫于河南河北诸郡县，道路为之一安，抗金力量也为之一壮——这些强盗出身草莽，敢拼敢杀，如果部勒得法，战斗力可比北宋末年的禁军强多了。而寇盗一变成军丁，中原的地方便安宁下来，汴梁与登州之间的商道也重新繁荣。

第三条便是分遣兵马，依据地形在汴梁城外立坚壁二十四所，沿河鳞次筑连珠寨，连结河东、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慢慢地陕西、京西诸路人马均愿听宗泽节制，两河人马一旦有了一个中枢加以调动，金人的马足便大受限制，再难以像之前那样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而宋军也在这种形势下打了几场局部的胜仗。

在宗泽的努力下，不但中原地面又短暂地恢复了宁定，上党忠武军的压力也大大减低了。

由于宗望的去世，金军东路军在河北的布局出现了一个新旧交接的空隙，所以河北方面的压力暂时有所缓解。只是河东早被宗翰视为囊中之物，上党又是晋东南的战略要地，所以宗翰万万容不得曹广弼占据上党，但上党地势险要，曹广弼又守御得法，因此银术可几次强攻都无法将忠武军击溃，最大的战果，也不过是占据了隆德府一半的地方。银术可攻势强盛时曹广弼便在上党北部坚壁清野，又派山地兵迂回袭扰银术可的补给线；等到银术可兵势见软，便派精兵出城邀战。这一带都是山地，曹广弼的兵力并不比银术可弱多少，又占据着地利人和，所以能与银术可周旋。

等到宗泽将中原经营起来，金军势力稍稍北退，刘锜又以兵力逼近金人在河北的据点，上党的东面、东南、正南、西南四个方向就都变成了后方，曹广弼得到宗泽的声援后趁势反击，将战线逐渐向北推去，终于将银术可逼出了隆德府。同时陈楚等汉部的官办商人趁机大肆活动，将兵粮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上党。林翼手头金银甚多，东海的物资来多少他便买多少，在短短半年间便囤积了数十万担粮草，上党人口也越聚越多，其中光是作战队伍便达到八万之众。

一时间，整个中原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听命于南宋政权的兵力接近百万之众。当然，这数十万人良莠不齐，其中大部分面对金人实是不堪一击，但其中几支主力队伍的战斗力却已日渐强大，如果让曹广弼的忠武军、宗泽的汴梁军、王师中的登州兵以及秦陇的西兵连成一片，那金兵再要南下牧马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曹广弼、王师中和陕西的兵马这时都愿意听从宗泽的节制，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中原诸路兵马的行动竟比靖康年间的兵力布置更显得有条理，中原的战争形势也再一次朝着向南军有利的方向展。

在这种情况下，宗泽开始布置诸路军马意图反攻，又连连上书请赵构北上，以振军心士气。陈正汇闻报颇为担心，对杨应麒道：“如今中原士气如虹，若是赵构乘机北上，一旦战胜，只怕上党士民，甚至登州军民都会归心。”

杨应麒嘿了一声道：“若他这样有种，那我也认了。”

不久消息传来，赵构不但不敢进兵北行，反而南逃，同时又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宗翰、宗望军中，希望能割地求和。

陈正汇和陈显分别在津门与塘沽闻讯叹息，登州、上党无论士林还是兵将更是大感失望，宗泽心中怀愤，不久竟然积郁成疾，这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