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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他们真这么做了。一个警官把那次参加音乐会的听众称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触过的最有礼貌、最能体谅人而且行动最规矩的一群小伙子。”

最好的帮助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从俄勒冈兼程赶来的一个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乐队的车队施舍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粥和花生米，并设置了医疗帐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个名叫猪庄的群居村里的一百个社员提供了必要的服务。然而真正使这次集会成功的是那对许许多多人具有磁铁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药物。——译者】摇滚舞。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克利尔沃特复兴会、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和贾尼斯·乔普林——这些都是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都亲自来到了，即使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也至少能从放在舞台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的喇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虽然下着大雨并经常有令人恼火的事发生，但是束着束发带、穿着喇叭裤、拿着念珠、穿着粗布蜡染村衫的青年人却使这节日成为一代人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象征，以致他们未来的代言人，在谈到他们时，称他们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加强同辈之间的团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摇滚舞音乐会，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在华盛顿州高级法院批驳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后，在坦尼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上也举行过，此外还有在得克萨斯州刘易斯维尔（一个治安官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看足球比赛的那群人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告诉记者们说，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得克萨斯人造成的，他们跑来看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里游泳的裸体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里维尔，那边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装的热气”，“乡下佬乔伊和鱼”和“铁蝴蝶”等乐队。

举行音乐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美国才有。它既然是美国的一种现象，同时当时既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摇滚舞的声音就会在西欧回响，特别是在英国。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便出现了“请帮助鲍勃·迪伦压沉这个怀特岛吧”的旗帜。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当地警察所说十五万个“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伦本人在音乐开始演奏后三十六小时到达，他穿着一套白衣服，黄衬衫和绿鞋子。一个青年妇女崇拜者脱下衣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