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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洲战区的艾森豪。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的三个星期，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夕，美国还在与日本和平会谈。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孤立抗战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民族存亡之战。当时二十多万的国军是空前团结，造成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不仅是使中国的抗战走出孤立，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此前的一年，美英法在欧亚非战场上是一败涂地。对第三次长沙大捷，一月七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十二月七日以来（指珍珠港事件和香港与马尼拉的失陷），同盟国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第三次长沙大捷，虽称抗战走出孤立，中国也得到了一点点美援。而这些略备美援的精锐军队，都调往缅甸战区，支援那些不义的盟国。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约有两年，中国境内基本上没有重要战役，日本将她的军事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不过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总有七十万以上的日军陷入而不能自拔，拖垮了日本的陆军和日本国内的经济。（编者按：日本人自称“陷入中国泥淖”。（见池田清《太平洋战争》第98页）

序：战场领导的楷模典范葛先才将军（4）

直到一九四三年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十一月中的常德会战重启在中国境内一连串的大战。在这一连串大战中，包括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河南第一战区，在两百公里黄河南岸集结了二十五万大军的“血肉长城”。其中有多少的中华儿女为捍卫祖国洒下了他们的鲜血，忠勇英烈可歌的事迹实无法一一细列，阵亡的有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上将、二十一师师长吕公良等将领多人。然而日军长驱直下，六月十六日开始进攻长沙，六月十八日长沙失陷，日军直逼衡阳，展开日本战史所称中日战争中最重要和日军伤亡最重的一次会战。国军第十军孤军守备衡阳，与十一万之众的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于八月八日失陷。此后日军又长驱南下，桂林、柳州、独山都失城于旦夕之间。

官兵一心，置生死于度外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一万七千余人的孤军，与十多万的日军血战四十七天又能歼敌七万余？而又有些虽拥有数万兵力却失城于旦夕之间呢？据我的分析是，对各军个体而言，主要是在于指挥官和部队的作战经验与士气，长官与部属如同亲血肉兄弟，第十军从北伐到抗战，可说是常胜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李玉堂、方先觉、葛先才是第十军十多年的战场伙伴，从军长以下到连排，各级干部都有良好的作战默契，都能主动应变战场千变万化的敌情，和有效地配合与支援友军。平时军师长也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军长李玉堂几乎每饭都与士兵蹲在一起。

在常德会战之际，余程万的五十七师在无线电中指名呼叫第十军解围，第十军每天百华里急行军，五天内由衡山赶到常德，在与数万日军激烈的解围战中，第十军伤亡近半，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将军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将军因子弹距心脏一公分穿胸而过负重伤，团营长也伤亡多人，但终解常德之围。这些也只是谈到一个常胜军和友军信任的个别军队的精神。

在抗战末期，因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约有两年，中国境内基本上没有重要的战役，难免有些军队军纪松散，又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美军已直逼日本本土，胜利在望，高级将领就开始观望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作为战后政治的资本，对支援友军只是避战和敷衍。衡阳会战后，虽然日军又长驱直入，但侵略者失败的命运确已注定。

当然更重要的是，守衡阳的一万七千余名将士，人人报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创造了我中华民族抵抗外侮史无前例的战果，更是发挥民族精神的极致。吾人对忠勇的形容词如“视死如归”、“以一敌十”，在衡阳会战中都成了具体的事实。

战胜的关键：智仁勇兼备

葛先才将军对战争是有些独特见解，他的每次战役，都经过站在敌我不同的角度，反复精打细算，大自战术、工事的构筑配合（衡阳会战碉堡前堆满日军的尸体，就是一例），小至兵卒应带便当的多少都经过考虑。许多战役，乍看起来是蛮干，实际上都经过精算，变不可胜为可胜。他认为战争是艺术，心理因素很重要，要冷静、轻松才能发挥智慧，出奇制胜，也就是智仁勇兼备。最忌阵前撤退，撤即乱，乱则溃。这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被冲锋号角，惊吓的后撤，以致攻击顿挫而溃退的原因。

他也不赞同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他认为敌人是前方的狼，而连坐法则是后面的虎，在前有狼后有虎的压力下，是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