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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节（2）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霍夫曼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资料，把我所需要的资料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师高人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我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舵的高贵品格，都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