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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的人”。

这一观察，起码在数字统计上有其正确性。在维也纳，连年龄跟盖普相仿的人都很少。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维也纳人不多；事实上，自从一九三八年纳粹占领开始，以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维也纳出生率极低。尽管强暴造成数量可观的婴孩，但一九五五年——苏联占领结束——之前，想要孩子的维也纳人真的不多。维也纳被外国人占领了足足十七年。可想而知，大多数维也纳人都认为，这十七年不是生小孩的好时机。盖普体会到，十八岁的年纪使他在这座城市里与众不同。这当然加速他成熟，这想必也使他愈来愈觉得，维也纳毋宁是个“保存一座死去城市的博物馆”——他给海伦的信上写着——而不是一座仍然活着的城市。

盖普的观察并没有批评的意味。他喜欢在博物馆里晃荡。“更真实的城市未必这么适合我，”他后来写道，“但维也纳已迈入死亡阶段，它动也不动地躺着，让我看个清楚，回头想想，再看一遍。活生生的城市里，我绝不可能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城市静止不下来。”

于是盖普趁着温暖的季节观看维也纳，写信给海伦，替母亲料理日常事务。珍妮在他选择的孤独生活中又加入了写作的寂寥。“我的作家母亲，”盖普写给海伦的无数封信里，经常调侃母亲。但他妒忌珍妮，因为她不停地在写。他觉得被自己的故事卡住了。他发觉，不论他为这虚构的家庭安排多少次冒险，都理不出一个目标。再去一家甜点做得太蹩脚，以致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甲级标准的乙级餐厅；或一家因为接待大厅里的霉味久久不消，必须从乙级降为丙级的旅馆？也许督察员的家人在甲级餐厅里食物中毒，但这有什么意义？寄宿舍里可能藏着疯子，甚至罪犯，但他们如何影响事情的轮廓？

（）

盖普知道他的小说还没有轮廓可言。

他在火车站遇见一个刚下车的四人马戏班——来自匈牙利或保加利亚。他试着设想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有一头会骑摩托车、在停车场不停绕圈圈的熊。一小群人围拢来，倒立走路的男人，脚底板托着一个罐子来为熊的表演收钱；他有时会摔倒，但熊也一样。

表演了一会儿，摩托车发不动了，其他两个马戏班成员的拿手好戏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正想接替熊和竖蜻蜓的男人上场时，警察就来了，要求他们填一大堆表格。这没什么看头，群众——就那么几个人——也散了。盖普待得最久，不是因为他想看这个不成气候的马戏班接下来的演出，而是因为他想把他们写进小说里。他想不出该怎么做。离开火车站时，他听见熊在呕吐。

一连好几个星期，盖普的小说唯一的进展就是题目：《奥地利观光局》。他不喜欢这题目。他暂且丢下写作，回去做他的观光客。

但天气逐渐变冷，盖普对观光也腻了；他开始吹毛求疵，抱怨海伦回信不够多——这显示他信写得太多了。她比他忙得多；她进了大学，而且获准跳级大二，她的课程负荷是正常的两倍以上。如果年轻时代的海伦跟盖普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好像急急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别去烦可怜的海伦。”珍妮劝他，“我还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别的东西。”但盖普不喜欢在同一栋公寓里跟母亲竞争。她打起字来不假思索；盖普暗忖，他的作家事业还没开始，恐怕就要断送在这稳定的打字机敲击声里。“我母亲对修订的沉默一无所知。”盖普有次说。

十一月间，珍妮完成了六百页的打字稿，但她仍觉得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盖普没有可以让他这样文思泉涌的题材。他这才知道，想象比回忆难。

他的“突破”（他在给海伦的信上用这个字眼）出现在一个寒冷的降雪天，地点是维也纳市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离许文德巷没几步路；正因为知道随时可以走过去，他偏就漏看了。珍妮跟他提过这地方。这是她绝无仅有到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在她所谓的“附近”范围之内。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4）

她提到馆内有间作家工作室；她忘了是谁的。她觉得在博物馆设一间作家工作室，是个有趣的点子。

“作家工作室吗，妈妈？”盖普问。

“是啊，一整个房间。”珍妮道，“他们陈列了那位作家所有的家具，甚至可能包括墙壁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我好奇他们干嘛要这么做？”盖普道，“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吗？”

“是啊，我想那是间卧室，”珍妮道，“但也是作家实际写作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