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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纫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睬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人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