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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

第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力量是贫农”，贫农和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

第三，明确指“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贫农、雇农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并且明确规定“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硬施行”。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6）

第四，对于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不同加以区别对待：在富农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应争取富农参加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地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在富农已成了反动力量的地方，“那么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第五，在多数农民群众拥护“平分土地”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同时，党对农民要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平分土地”，“决没有真正平等之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够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六，保护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大会之后，8月1日，*中央又发表了《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一书，提出“保障小商人营业”的口号。

上述六条是正确的土地政策和理论，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然，“六大”时党仅仅有一年的土地革命运动经验，加上共产国际“左”倾指导的影响及受外国经验的束缚，还存在着不足：

第一，仍然主张土地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过早地规定：“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

第二，在土地革命中，强调单独组织雇农工会（即“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的重要，以便和富农（“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还要教育雇农“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商品存在一天，农民群众还是穷苦一天的”。

第三，由于中国土地大半可以买卖，就说“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日益占有主要地位”，因而得出农民私有土地观念不浓厚的错误结论。

第四，在政治上，对富农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这是对的；但在经济上如何对待富农，没有明确规定。

第五，认为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已经由动摇而“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底反动营垒里去”了。

这些不足，对以后土地革命运动的指导上出现“左”的错误是有影响的。

尽管如此，“六大”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比以前的决定是前进了一大步。“六大”的决议传达到各个根据地的时间，大体是1928年底到1929年初。从此，全党基本上有了统一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更广泛地更健康地开展起来。

闽西土地法和邓子恢的贡献

“六大”的决议案下达到井冈山，是1929年1月初，即在红四军下山的前夕。此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散发了“六大”的决议案，还发布了《共产党宣言》等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4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内容有一点重要变更，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第四章 开国前中共的土改历程（7）

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邓子恢等人根据党的“六大”关于土地政策及《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基本精神，主持起草了《*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还领导制订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