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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原子弹”这三个字儿是不能讲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领导说我没搞过，怕干不好。不记得是李觉、朱光亚还是钱三强，当时听我一讲就笑了，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啊？你现在就主要做爆轰方面的工作。我这时也只好改专业了，国家需要嘛。不懂怎么办？边干边学，能者为师。利用自己过去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查文献，分析问题，跟大家逐步学习。王老王淦昌当时管我们二室，他非常支持研究和试验，但当时他也对坐标一号这个方案有点儿怀疑。坐标一号只是其中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时困难还很多，那么，方向是不是对，能不能达到聚焦目的？究竟该选哪一种方案？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说服这些领导拍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坐标一号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的是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启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启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1961年下半年，启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比较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启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启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方案后来在70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陈常宜说，那时采用了坐标一号方案，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条件有许多限制，最后权衡利弊之后才这样定的。实际上陈能宽的方案和王淦昌的方案后来都搞成了，都很好。

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4）

做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启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启爆元件，并通过对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1962年底完成了启爆元件的定型。

谷才伟说，记得当时王淦昌先生想搞炸药聚焦，陈能宽很为难，找吴际霖说他很不好办。吴际霖说，他们有意见，不用管它，你不好谈，我来讲。后来开会拍板，上坐标一号方案。王淦昌后来一直对吴际霖有意见，当然了，这都是工作上的，也很正常，他到1965年还在党委会上说，我有意见，你不支持我搞什么什么。当时也没人吭气。

在17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刘文翰说，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一下子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翰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