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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去跟红军表演节目，她初露表演天赋，演唱的《可怜的秋香》打动了红军的一个指导员。他说：“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到红军宣传队来。”家琪上初三时，抗战爆发了，鄂山县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为救济难民要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找了很多女学生，都不愿出头露面，家琪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她接受了邀请，走上街头义演。此举惹翻了学校，先是给家琪警告处理，后来大姨母等人找到学校评理，双方吵了起来，结果校方把家琪开除了。

家琪以沉默对抗全家人的非议。大姨母命令家人，不准给家琪吃饭，就让她一直跪着，直到认错。家琪从天黑跪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来了，一看到家琪那个可怜样，就劝家琪赶紧给大姨母磕头赔不是，说着，她就要拉女儿爬起来。大姨母更生气了，她迁怒的目光转向家琪的母亲，说：“小妹，看看吧，这是你养的好女儿。我管错了，我给你磕头吧。”说着，大姨母做出要下跪的姿态。

家琪的母亲赶紧扶着大姐坐下，劝慰说：“你别生气了大姐，这个死丫头我非得教训教训她。”母亲就拿起鸡毛掸子就往女儿身上抽。

抽了几下，家琪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为难了，我自己来解决，自己了断吧！”家琪爬起身来，径直冲出后门，跳进水塘里了。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家琪的身体漂浮到水面上，她的那身蓝底白花的大褂子很是乍眼。一名种菜的老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刻跳下水塘，好心地把家琪救上岸来。

张家琪没死成。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自杀，要不是有复杂的男女关系，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汉口已经没有家琪的容身之地，她只能选择离开。跟家琪一起义演的人劝她到武汉的一个剧团，她摇摇头说，我再也不唱歌演戏了。她想找红军。抗敌后援会就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到西安。

张家琪几经周折来到陕北公学读书，为了表示她与那个封建家庭的决裂决心，为了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她改名叫苏伟。

未满15岁的苏伟，本来发誓再也不唱歌了，可是没几天，她就成了陕北公学的小名星。因为，任何人一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就知道她会唱歌。那么好听的嗓音，同学们又怎能轻易放过呢？在大伙的掌声中，苏伟唱了一首又一首，把自己唱成了陕北的小歌星。

1938年12月，苏伟所在的陕北公学并入了抗大第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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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