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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来发展。

但这正是投资者最担心的情况：欧亚农业向欧亚实业购买办公楼和温室，实际就是将上市公司的资金套现给了荷兰村，此次股价下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阎闯不认可这样的逻辑。他向记者解释两桩交易的合理性：欧亚农业发展需要有一个好的办公条件，买进办公楼合情合理；将欧亚实业的温室卖给欧亚农业，则是因为欧亚农业上市前，香港联交所即要求欧亚实业年内将与欧亚农业存在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上市公司，而当时10公顷温室还在办理土地手续，所以转让只得等到年底。

阎还进一步明确了上市所筹的6亿港币去处：亿建温室，亿搞科研，亿用于建设分销渠道，其余用作流动资金。

值得关注的是，阎闯披露的7000万科研费用，同欧亚农业此次收购办公楼所支付的费用相等。

格林柯尔第二？

错综复杂的融、投资线路，难免让众多局外人有雾里看花之感。

据欧亚实业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杨斌的第一桶金掘自90年代初的跨国贸易。

当时借东欧剧变的时机，杨向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转售中国计划定价的棉线产品，毛利润大都在5倍以上，两三年内杨斌就积累了大约2000万美金的财富。

1992至1995年期间，杨改向国内转售荷兰鲜花产品，同时向国内花商推销进口荷兰温室和冷库设备。国内花卉业刚起步时连温室水泥桩都要进口，杨由此又积累了大约4亿人民币。

用这些钱，杨开始在国内投资，期间杨开过电脑公司，卖过软件。连杨斌本人都不记清这段时期自己挣了多少钱。“开始时欧亚只是一个国际贸易公司，钱今天流进去明天流出来，财务人员都换了几批。”

沈阳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官方的统计失业率为20％（实际达到了26％），经济凋敝。杨斌最终选择在此地落脚也颇有戏剧性。按照杨的说法，是因为这里的气温、光照条件与荷兰相近，而又毗邻韩国、日本等鲜花和蔬菜消费大国。更重要的是，当时沈阳市政府答应划拨3000亩地给他来建设荷兰村。

对于自己所有企业的赢利情况，杨斌2001年10月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只说过一个总数：每年花卉利润5亿，温室和冷库每年利润7亿元。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只被普遍看好的“民企股”格林柯尔被国内某财经杂志指责存在财务问题。具体表现是，格林柯尔下属多个子公司，分布各地，体系庞大，而这些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经不起推敲。报道惹来市场大举抛售，格林柯尔股价一时急挫26％，成交达亿元，市值一天蒸发亿，同样造成了一场民企“股灾”。

格林柯尔事件，使得香港投资者对国内民营企业草木皆兵，杨斌要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恐怕并非易事。

“必要的丧失”？

“这次事件对欧亚集团影响很大，有声誉方面，也有资本方面，但我想是暂时的。”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斌语气沉重。

其实，早在格林柯尔风波发生后，一些香港的专业机构已经对民营企业的账目格外留神。新任香港会计师公会主席兼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黄德伟坦言：“内地民企管理层素质普遍偏低，民企的风险，一定程度上比红筹、H股还要大。”

更有香港股市分析师指出，近年随着民企占内地经济比重愈来愈高，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也日高，民企来香港上市成为“时髦”，内地富豪顿成投资银行的“甜心”。

但投资者或传媒往往对内地民企大股东一无所知，而民企富豪赚第一桶金的过程，往往充满神秘感。加上民企上市后，往往存在所筹资金运用不按承诺执行；自律和监管意识薄弱；上市公司私人控制和家族控制企业的意识过强，不能处理好与大股东、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利益分野不明；现代管理观念欠缺，独立董事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国内资产评估系统不健全等弊端。要对民企的实际业务情况，作出评估并非易事。

更冷静的分析是将此类事件看作是内地民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所必须承受的阵痛。处于是非漩涡的内地企业，应尽快主动调整，提高企业运作透明度、监管自律意识，以适应国际规则。

“我们是冲出来的一拨，有责任为所有民营企业鼓呼。”杨斌也说，出了事情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向基金经理们、向投资者澄清一切，对投资人负责，之后才想到追究责任的问题。　4日清晨7：30，杨斌和阎闯匆匆登上飞往香港的专机，那里将有一场记者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