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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得面红耳赤，本来是半开玩笑半挣表现，拉着后箢篼说再加几砣泥巴，结果成了“破坏劳动”。从此，没和此生说半句话。

高中的男生，一批一批十天半个月地派出去嘉陵江上拉船，我哥就去过，拉煤炭。据说他们的“下饭菜”就是盐水里泡过的鹅卵石，吃几口饭，舔一下盐味。

高中女同学和我们班年龄大点的女娃有的来“那个”了，买不到草纸，个别胆大的悄悄到图书室去撕书，学校就翻出发黄的老卷子分发代用。

父亲得了当时比比皆是的水肿病，脸肿胀得像个气球，在区医院住院半个多月还下不了床。我妈想横了，搜刮尽家里最后一颗米，一个搪瓷大盅盅蒸了六两米干饭，爸一口接一口吃得干干净净。不可思议！他居然没遭“最后的晚餐”胀死，还活过来了！

啊，我父亲还是什么*对象，有特供。那特供就是一个月一斤黑乎乎的米糠饼子。直到2009年底回武胜参加首届庖汤民俗文化节，我才从武胜县委老*部长刁锡浦（也是我父亲学生）口中得知，我父亲是武胜县解放委员会13个委员之一，怪不得是*对象。

时而听说一些老师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配合蒋介石*的叫嚣，对现实不满，散布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或被精简下放到农村。

国家供应不起学生口粮了，（当时农村学生考上中学就吃“供应粮”，后来这个政策也因自然灾害而改变）学生也要精简下放。我们班的聂　云同学，是被下放回家的几十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不满13岁，也是地主子女。当小学老师的妈妈来接他时大放悲声，聂同学一声不吭，面色惨白。

一天听爸悄悄告诉妈，学校有三四个老师到东街馆子吃饭。那时馆子是“定时”卖一点蒸的罐罐饭、碗碗饭，一般二两米蒸一罐（碗），二两粮票四分钱（五分钱？）买一罐（碗）。菜就是水煮萝卜缨缨牛皮菜，盐味都没得。我既没有粮票也没有钱，从来没有进过馆子。后来一个服务员在桌子下发现了一小砣饭，掰开一颗一颗数，有70多颗！这还了得！天大的浪费！马上告到学校。学校就喊那几个老师互相揭发交代是谁犯此大罪。我心头想，哎！那些老师怎么那么粗心大意的，没有看见地上这砣饭？换了我，一定偷偷捡起来藏起悄悄吃。

59年、60年、61年饿饭的记忆最深，这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一直延续十几年。直到现在，舍不得倒掉一点点儿残汤剩水。一颗米饭掉在地上，马上就要捡起来放进嘴巴。饥饿“后遗症”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心坎上，融进血液里，我并不以为羞。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的感觉，就不会那样娇奢，那样贪图享受了。　■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二（1）

1989年，“移民”遵义两个月

我的“中考移民”，和知识有关，和改变命运有关，和生养我的家乡四川省武胜县龙庭乡的偏远闭塞，及我贫寒的家庭有关。和遵义，有关。■莫薇

一

去岁末，从重庆坐大巴。红姐在遵义茅草坪车站候我。那天的遵义有雪，是我心想往的，只不见鹅毛。拥抱，红姐眼睛湿润：你终于来了。

再去遵义，相隔整好二十年。

红姐复读初*级时，和我同桌，在白羊小学。上学期没完，便去了遵义，落脚在一个叫做松花镇台子乡的二姨家里，续读。临走时红姐说，薇，若我在那边考取了，你就过来！

八月初的一天，我当真收到了红姐来信，让我与父母商量，准备去遵义。当时，我在地坝里砍红苕藤，长一截，短一截。

红姐以遵义县中考第二的分数被贵阳某校录取，说薇，来吧，相信你会比我考得更好。在红姐就读的台子中学，依她当时所掌握的科目知识，足以做她同学的老师－－这是真的，遵义农村当时教学不力。

我当年的中考考分，与我们县响水师范学校的录取线，相差15分。

初中三年，以为自己是那么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寒来暑往，自家到学校间奔跑，跑大了脚板，跑落了鞋子。

我不想砍红苕藤，痛恨割谷子痛恨掰苞谷（烈日，要把我晒干），不想生育起码两个娃娃，背上一个手上一个，提半篮子鸡蛋，去赶沙渔场黑耳场……

怎么办呢？

灶前，我对母亲说，妈，我要去遵义读书。我温良的母亲没有丝毫的惊讶和责问。说，问哈你老汉儿（方言：爸爸）。

我没有（敢）去问我的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