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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谁有认识年薪十万以上的帅哥，给我们小姑娘介绍介绍。”

我们都笑说好啊好。小姑娘说：“鲁萍你再开我玩笑，我就不理你了。”

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七年，生活总算是仿佛有了一线曙光。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疲倦了，用庄子的话说，怠矣。

我其实不是很明白这种疲倦是哪里来的，也许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压力，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日复一日地相对而导致的重复感，也许是因为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反正我们已不大像从前那样，劲道十足地过日子。

刚到美国时，我们没有车子，每周从超市买好菜，拎着七八个塑料袋，哼次哼次走三十分钟回家，一点都不觉得苦。

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上门教英文讲圣经，我们是认真而热忱的听众。暑假我们打工，夜晚回家，坐在客厅里，各自数着收入，比较谁赚得更多。

丁丁会从网上下载菜谱，买来生鸭子，兴致勃勃地用牙签缝上鸭子的屁股做北京烤鸭。

什么时候起，这样清贫但是开心的日子就过完了呢？什么时候起我们互相不再亲密？必定有个转折点，但七年时间实在太长，把一切都模糊掉了。

她找的医院不错，同意报销我的往返机票，让我陪她到当地安顿好。初秋，我们来到棕榈树下的加州。我们用了一天时间找到一个公寓，签了合同。第二天一早，我搭飞机回去。我离开时天色未明，她依然睡意朦胧，我看着她盖着被子的模糊的身影，突然觉得就这么把她一个人留下来，十分不忍心。她动了动身子，问我是要走了？我说嗯，你再睡。本来想亲亲她，但是我没有。站了片刻，我就轻带上门走掉了。

夏天的年会里，我得到几个campus　visits。一轮面试下来，三个学校给了我offer。我权衡利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去附近那个小学校。他们给的钱还过得去，教学任务也不重。学校在乡下地方，但是我想，这挺好，房子便宜，民风淳朴，适合养小孩。

感恩节前夕，我跟对方签约。合同寄出后，天色向晚，我呼吸着清冷的空气回家，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总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了，七年之后。

在马里兰大道跟杰弗森街交会的红绿灯下我遇见秦雯。她是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她问我去不去中国教会的感恩节potluck。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有数千华人，其中的基督徒集资买下学校附近一个教堂。逢年过节，教堂常有类似的聚餐会。

“不大好吧，我又没带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带。走吧！”她拿出山东人的豪爽来了。

路上我们又遇见两个老中；是建设部过来的访问学者。多年前，有个跟我们学校有渊源的生意人做到建设部一笔大单子，很赚了些钱。作为回报，他每年资助两个建设部的人到我们学校作学术交流。说是交流，实际上是人员的单向流动，亦不含学术成分。这个项目说穿了乃是他们单位的一种福利。

其中一人姓陈，喜欢吹牛，五分钟之后，他已开始向我们描述他在国内的空姐情人。

“你说这边吧，生活是真苦，国内谁吃这些玩意儿呀。”他说，“来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真没想到这么苦。唉，既来之，则安之吧。”

四十多岁的老陈认识一大群女孩子，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是刚到的新人。进教堂后，我们就跟着他跟叽叽喳喳的她们坐在一起。

这些女孩子妍蚩不齐，一个个青春焕发。之间上次跟鲁萍在一起的小姑娘还从别桌走过来跟几个女孩子打招呼。我们互相看见，装作不认识。因为实在也不算认识，如果攀谈，无语的话，也尴尬。

我对面坐着一个地理系的教授，姓杜。席间说到凌晨商店的感恩节打折，杜老师说他准备去通宵排队，“笔记本三百块就拿下。”

“真的吗真的吗？”女孩子们很兴奋。

大家决定等下到杜老师家打牌，午夜出发，去Best　Buy排队。我倒是没什么要买，但老陈说：“小张一起去嘛，回家也是一个人。”

我想想，也是，就跟了去。

杜老师的住处颇为凌乱。他像个老牌棍，备有一整套筹码。我们拉拉推推地把茶几和各式椅子拼成牌局。老陈提议输了*服，女生们集体否决。最后决定输家钻压得很低的书桌。

一轮下来，输得最多的是一个丰满的上海女孩子。

“快钻，赶紧的！”老陈带领大家起哄。她说好吧好吧，撅着身子钻了一次。老杜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