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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车旁问司机去哪里，司机说去南昌。我心里一阵高兴，就大胆地请求师傅能不能把我们捎上。师傅二话没说，点头同意，并让我们坐进了驾驶室。上车不久师傅就发车了。

车子开得很快，天没断黑就到了南昌。司机问我们到哪里下车，我们吱吱唔唔说不上来。司机见状，笑着说：“那我就先送你们到省交通运输局，那里有很多你们县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都是造反派，在当地站不住脚，逃到省城来的。

这可正中我们的心意，我抑制不住喜悦，连声说：“好好，就麻烦师傅了。”

司机说：“没关系，我们是同路人嘛”。

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县的造反派，他们都住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里面虽然没有一个熟人，但我一说是某县来的，他们也不多问，就指着墙角两张空席子说，你们就睡那里。并叮嘱我们，不要乱走动，很危险的。

我们一到南昌，才发现南山的乱跟南昌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在街上行走，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队，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雄赳赳地不知向何处飞驰而去，没过一个时辰却又血淋淋地不知从何处狼狈而回。后来听人说，这种情况有的是车祸所致—那年月什么都被冲跨了，还有什么交通秩序可言？翻一车或几车相撞，那是家常便饭。不过，这种惨状更多的是武斗的结果。如果说车祸并非人之有意而为，但那些双方都用“革命行动”包装的相互打砸和撕杀，除了用“人祸”一类的词语来叙述，难道还能找到更恰当的形容吗？那些今天被打得五劳七伤的人，很可能昨天就把别人打得四支不全，今天只不过是一场报应而已。在一段时间内，人祸就是这样在人群间轮回。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方在搧动和实施这种人祸时是那样的振振有词，那样的理直气壮！都说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叫文攻武卫。而在势不两立的决斗中，又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呼“誓死保卫……！”、“无限忠于……！”、“誓将……进行到底！”如此一至的目标，如此统一的口号，在同一面“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却乌合着两个不共载天的营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昌市内，武卫惨烈，文攻更是强劲。漫步市区，大街小巷，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来电”难辩真伪。听说省城两派早有代表长驻首都，向中央反映情况，都想争取中央支持。他们不断地把中央领导接见时的谈话回电南昌。同一次接见，两派电文常常内容相左，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看着堂堂省会，每天不分昼夜就是打打杀杀，乱成一片。我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和百思不解的困惑：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路线斗争吗？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吗？这些疑问常在脑中转悠，总也找不到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约一个月后，中央终于作出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肯定了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并要求江西造反派要高姿态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听了中央的正式表态，我心中的疑虑总算得到一些缓解，庆幸自己总算走对了路。我的第一闪念是，那顶压得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的臭帽子这回总该摘下来了吧？我接着想到，有了这个文件，江西的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回到了南山，准备以更高的热情就地闹革命。

可是，回到本县，回到南山，情况并不比原来好多少。两派仍然剑拔弩张，流血事件仍然不断。

不知从何时开始，好象每个时期都要流行一种社会时尚。文革进展到这个时候流行的是“革命行动”。什么是革命行动？说穿了就是打砸抢抄抓。对当权派，对不同观点的人，动辄一纸勒令，后加一句“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短短一句话，却透着凶光杀气！任何一个当事人见了，能不胆战心惊？那时越左越革命，打人是家常。而反对武斗则被斥为右倾，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样，“革命行动”这一原本神圣的名词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经过这一场有形和无形、对称和不对称、自觉和不自觉的斗争，人与人之间、朋友之间，原本纯真无瑕的情谊也变色变味，有的甚至因观点不同而互相猜忌，彻底决裂，甚至发等为互视为敌，势不两立。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难见踪迹。我心里重新布满愁云和悲哀。但我早己骑上虎背，无法摆脱，而且还要带着困惑和忧心继续前行。我能做的只是在前行的过程中，努力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