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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讽其事：“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50年代他曾经主张，在将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而当1968年数届高、初中毕业生壅滞城中无法就业时，他又发出要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任毅用隐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7期。。

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情绪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弹唱歌曲排遣心中的忧虑和思乡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词为南京赴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当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其中并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的思乡情绪，一种美好生活失去后的无奈，表达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流露的，当时只允许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只允许表达“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许为上山下乡运动高奏凯歌。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6）

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演唱这首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11月份，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

如果不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因《家乡》引起的风波也可能会渐趋平息。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这样一来，在“四人帮”的直接干预下，《家乡》的作者开始大难临头。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兴起，形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到处刷出“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大标语，“###现行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家乡》一案进行联合